亲历和调查，让我在24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体会到了新闻工作的艰辛，也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快乐。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就是要靠“亲历”和“调查”这两条腿跑出来，深下去。

    亲历性报道深在写实
         ――由蛇村惊魂说起
    亲历式报道具有鲜明的写实特点。
    2008年5月，德清有位通讯员给我发来一则消息，说该县一个养蛇专业村第6次上了央视。消息称，这个800人口的村庄，养有各类蛇300多万条。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村庄，仅发一则消息太可惜了。于是，我决定住到蛇农家里去，当一回养蛇人。
    在这个名叫子思桥的蛇村，我经历了一连串惊魂之事：当我站在养蛇池前，看到一大团一大团盘绕在一起的蛇急速蠕动时，本能地往后倒退身子，突然觉得头顶被什么东西扫了一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一棵小树上也悬挂着很多蛇，我的头已“侵犯”它们的领地了。在一间房子前，我透过玻璃门，对屋内进行了一番侦察，确信没蛇在外活动，遂推门走了进去，同时还转身招呼身后的人跟进来。就在这时，身后一位女孩发出大声惊叫：“蛇、蛇……”，我低头一看，我的脚正踩在一条大蛇的尾巴上，我慌忙一抬脚，这条蛇就“沙沙”地钻进用砖和木板码起来的堆积物内。夜宿农家，早晨醒来时，门口横卧着一条扁担长的大蛇，两只鞋内各盘着一条小蛇……
    我的这些“经历”，对蛇农们来说可谓司空见惯，如果通过他们的描述，就会平淡无奇，而我亲历的实景，则显得非常扣人心弦。编辑在看我的稿件时说，从头到尾她一直都在替我捏着一把汗。
    因为与蛇农打成一片，蛇农与我也不见外，他们手把手地教我缝蛇嘴，说这是怕蛇把自己下的蛋吃了；蛇比较爱干净，我和蛇农一道给蛇洗澡，“哗”的一声，双手捞起七八十条蛇，用水反复冲……与养蛇人一道劳作，让我懂得了很多养蛇知识，也消除了对蛇的恐惧。两天后，当告别蛇村时，我把一条五六斤重的大蛇抱在怀里，把它的头举到眼前仔细端详，发现它的双眼很清澄，没有半点凶光，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
    这篇《全村老小，与蛇共舞》的文章见报后，全国有近百家媒体予以转载；在新浪网上了头条后，有数千读者跟帖参加讨论。我明白，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就是我给读者传递了在蛇农家的所见所感，这种“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给读者留下了很难看到的深刻印象，正是身临其境的写实赢得了读者的心。
    在我们这个充满“声色”的世界里，有时新闻很难传播出它丰富多彩的信息，通常只是拣出“主干”，告诉人们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对这样的传播，受众更需要知晓围绕“主干”的那些“有声有色”的细节、场景、对话抑或内幕。亲历式报道则以其写实性的报道方法，填补了这一空缺，弥补了常规性报道的不足。
    这些年我在不断地“亲历”，在“亲历”中收获：在戒毒所，我和管理人员成功阻止吸毒人员因毒瘾发作要吞铁钉的行为（《戒毒所里的零距离接触》）；那些世代在运河上讨生活的人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为此，我在船上住了六天六夜，亲历了运河人家的生活（《运河人家的喜与忧》）……因为是“亲历”，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统统付诸笔端，替读者去“经历”。后来，《运河人家的喜与忧》这篇有“同期声”映衬的写实性报道，获得全国晚报好新闻二等奖。
    “亲历”只是一种采访手段，它只有与新闻事件相随，付出辛劳和汗水，才能让“亲历”为新闻添彩。在我的“亲历”实践中，我曾带着一批大学生重走浙江红军路，曾以“行内人”的身份暗访“算命一条街”，曾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和援藏干部一道走访牧民家庭，曾到荒岛上挑战生存极限……这些行为因其具有独特性和新鲜感，也就具有了吸引受众的新闻价值。
    以前，我也时常被缺少新闻线索所困扰，今天写了愁明天，明天写了愁后天。其实，只要你积极去亲历，你就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一座新闻富矿。

    调查性报道深在真相
         ――从一幢小楼贴满钱江晚报说起
    调查，是为了寻找和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调查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亲历行为。
    我把调查性报道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为：通过记者的调查，把隐蔽的真相和信息进行还原，客观公正地传达给受众。
    一次，有读者给我报料说，在东阳市区繁华的双岘路上，一幢3层小楼空置8年无人居住。更为奇怪的是，小楼居然无人认领。为此，我两赴东阳，对这幢神秘小楼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的结果形成四个问号：一、小楼为何无人认领？二、小楼是怎样造起来的？三、有关方面调查结果为何漏洞百出？四、土管部门为何阻挠记者查看档案？四个问号，各有所指。当我的调查性报道《神秘小楼背后的四个问号》刊出后，在东阳掀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把刊登这篇文章的钱江晚报贴满了整幢小楼。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很快查清小楼背后的一桩贪污大案，原来这是一位村干部伙同某些政府官员非法建造的，他们因害怕群众举报而不敢认领。
    调查性报道不同于一般消息，构成新闻主体的事实不一定是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有的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要靠记者一点一点发掘出来。2007年4月，观潮圣地海宁盐官的江面被淤沙塞满，我不知道涨沙是怎么回事，它对钱塘江水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沙什么时候能退，会不会影响八月十八观大潮。我想，这一系列问题既是我所关心的，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带着这一大堆问号，我到盐官进行了现场体验和调查。通过调查，我了解到，六十年代初期这里也曾涨过大沙。为此，我在盐观镇上采访了20位60岁以上的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涨沙及退沙的情形。在占有大量背景资料的基础上，我再请专家介绍涨沙成因以及涨沙对航运和钱江潮会不会构成影响等。应该说，这篇《沙涌钱江为哪般》的调查性报道向读者揭示了许多历史真相，也基本拉直了读者头脑中的问号。
    调查性报道说到底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带着问题找答案。我的许多调查性报道，从选题看，就是冲着抓问题而去的。如《节能灯缘何难进百姓家》、《绣球为啥没人接――关于温州首届民间资本洽谈会“流产”的思考》、《金华火腿是怎样被株连的》、《十年之痛今如何――嘉兴北部遭江苏盛泽水污染情况的最新调查》、《温州炒房团还能走多远》等。
    调查性报道做得多，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快。过去，我在采写新闻时主要运用的是呈现式思维。在采访写作中，我的任务就是完整、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调查性报道要求我不能作简单的录音机和传声筒，要具备发现式思维，当面对一个新闻事实时，不仅要反映其基本的事实要素，还要思考新闻事实的本质，发现被掩盖的真相。

    监督性报道深在结果
         ――从化解7500人上街游行说起
    舆论监督是深度报道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的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但这往往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其实，这不仅能体现记者担当“道义”的精神，而且还能提高记者的能力。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必须要通过“亲历”和“调查”，否则事实往往就会出偏差。
    2007年8月底，慈溪一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决定带众多师生到宁波中级法院门前游行，要求司法公正。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慈溪，了解到这是由一桩久拖不决的案子引起的。在现场，我发现师生情绪非常激动，数百条横幅上的标语措辞十分尖锐。我想凭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决定以内参形式的迅速向上反映。内参一发出，立即引起宁波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立即指示有关方面和慈溪市委书记深入到教育集团，做稳定人心的工作。后来，省委主要领导对此也作出重要批示。在师生们决定上街游行的前一天，法院表示重新启动审理程序，师生们也主动放弃了游行计划，事情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无论是内参，还是公开见报，舆论监督报道的深度就在结果。这些年我见诸报端的舆论监督文章有很多，大多数都有良好的结果。如《东阳江遭填埋之痛》刊发后，东阳、义乌两地开展江面整治；《丽水车站假警察横行霸道》刊发后，警方果断采取取缔行动；《“黑龙”窜入钱塘江》刊发后，环保部门立即查办向钱塘江大量偷排废水的污染企业：缙云《摩崖石刻惨遭剧组毁损》刊发后，《大旗英雄传》剧组第二天就要求通过钱江晚报向全国观众道歉……
    为了丰富舆论监督资源和征得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2006年，我多次与省信访局沟通后，晚报和该局共同推出了“大众呼声”专栏。该专栏是一个以透视热点、舆论监督为主的深度报道栏目，它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组织报道，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报道，为老百姓所关注，强化了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栏目刊登的稿件，几乎每篇都会得到省领导或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影响力非常大。我写的《水上餐厅脏并危险着》的文章在该专栏刊登后，得到了两位副省长的批示，出于行洪安全和环境保护需要，省有关部门联合作出截止2007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取缔水上餐厅的决定。
    舆论监督报道，首先要十分注重深入细致地调查、采访，捕捉住能够反映事物客观全貌的东西，然后加以理性地分析。分析也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要让被批评者心服口服。其次，要有针对性。这样才有力度，有说服力，才能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第三，要有实效。如果舆论监督总是没有结果，不痛不痒，那么这种舆论监督就会失去威慑力，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人物报道深在“情”字
         ――从烈士妻子向我跪下说起
    成功的人物报道因情而生动。
    人物报道要出情，首先是作者必须带着感情去“亲历”和“调查”，这样才能走进人的情感世界。如果靠坐在办公室改写事迹材料，这样的人物报道是绝对生动不起来的。
    绍兴刑警杨钢林在缙云一座山上追捕逃犯时，被犯罪嫌疑人狠刺了几刀，英勇刑警忍着巨痛继续向前，在留下一段120米的血路后倒下了……我在烈士牺牲后的当天夜里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一块被烈士鲜血浸染的泥土把我的心揪紧了。我蹲下身子，用手绢把这块泥土轻轻包了起来，用双手捧着，就像托起了烈士的身躯。我把这块带血的泥土带到了杭州，原想把它洒在报社大院的那棵雪松下，让英雄每天都生活我们的身边。后来，报社领导建议送给烈士的妻子更为妥当。
    英雄追悼会这天，我把用黄绸布包裹、在檀香木盒里装着带血泥土，交到了烈士妻子手中，烈士妻子当即向我跪了下来。她说，我让她的钢林“活”过来了。原来，当地农村有一个老的说法，只要人体有血在，死后是能复活的。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这份特殊的礼物，给悲痛中的烈士亲人带来很大的安慰。什么是情？这就是情！
    情就是一种心的相融。当我在泰顺县城里，找到80多岁还在给人家当保姆的范冬兰时，她的朴实、平和令我不知所言。她是一位红军失散人员，丈夫原是泰东游击队队长。她原本有一个女儿，敌人放火烧山时，躲在山洞里的她怕女儿的哭声暴露游击队员的藏身目标，用毛巾捂住女儿的嘴巴，当敌人撤退后，她发现女儿已经被自己捂死了。后来，她又怀上了一个孩子，临产前，她被捕了，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孩子流掉了，自己也昏死过去……
    在讲述这些经历时，老人的脸上几乎看不出什么表情，而我早已泪流满面。老人的故事经钱江晚报报道后，当地政府给她落实了红军失散人员待遇，老人过上了吃住不愁的日子。老人每年给我写信，寄她自制的茶叶和粉丝，并将我的照片放大后挂在墙上，而每次来信的开头总是对我以“革命的好儿子”相称，我也给她回信，偶尔也寄些钱。在回信时，我总是对她以“革命的好妈妈”相称，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敬重。
    情义无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杨大进在阅读钱江晚报时，对我采写的平民英雄李学生的报道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写出了群众的情感和思念情境。这些年，省里确定的大部分典型人物宣传，我都参加了，曾两度被省委宣传部评为“浙江儿女”宣传先进个人，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深度报道深在职业精神
         ――从1000万元买我人头说起
    深度报道之本在于职业精神。不愿扑下身子，害怕经历困难和挑战，是挖掘不出深度报道的。
    绍兴一杀妻嫌犯，在看守所里完成了三项专利发明，加之此前他在纺织科技领域所作出贡献，全国有200位科学家上书省高级法院要求枪下留人。我根据庭审情况，写了一篇《科技发明能否给他一条生命》的报道，这篇报道在全国法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论，不少专家认为这种争论有益于推进司法进步。但报道刊发后，一个自称死者弟弟的人认为我是为凶手说话，扬言用1000万元买我的脑袋。
    有人是这样扬言的，也有果真找上门来的。这个人是金华的一位村干部，因为我披露了他占用良田盖房出租为已谋利的丑行。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摘登后，温家宝总理作了批示，结果土地被收回。这个村干部迁怒于我，三次带着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冲到我的办公室外，扬言要取我的项上人头，后在公安人员的警告下，嚣张气焰才得以收敛。
    对我来说，这些都没什么可怕的，要实现职业理想，就要做好为理想献身的准备。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作为跑省内新闻的记者，每年我有三分之二时间在浙江各地奔跑，亲历着、调查着，辛苦着、快乐着……
　　（作者单位：钱江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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