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六十载风雨兼程，六十载春华秋实。
    创刊于1949年5月9日的浙江日报，是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60年，21900期报纸，记载着浙江60年征途的曲折和辉煌，记录了浙江人民60年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书写历史，历史也书写我们。浙江日报具有光辉的历史、优良的传统，老一辈和新一代浙报人都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本刊特别开辟“纪念浙江日报创刊60年”专辑，集中刊登一组报史文章，追忆激荡年代的创业故事，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记录历史的采编足迹。这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浙江新闻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鲜活档案，非常值得细读。

　　我是从上海“孤岛”沦陷区逃出来的一个抗日流亡青年。18岁走上新闻岗位。1947年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同年夏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起在杭州担任《当代晚报》总编辑。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接受地下党组织指示，去嘉兴海宁执行任务，为迎接我军向上海进军开辟通道。5月8日回到杭州，第二天便持地下市委的介绍信到当天创刊的浙江日报报到。29岁的陈冰社长英气勃勃，穿着一双布草鞋，笑咪咪地跟我说：好呀，你们地下党的同志熟悉情况，你就搞采访工作吧！
    从这一天起，我改变旧报人“自由职业者”身份，成为党报记者，而创刊之初的采访生活，则是我作为党报记者的第一课。
    5月10日晚，解放后的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市召开盛大的会师大会――南下干部、长期坚持浙东浙南地区斗争的游击战士、地下党员欢聚一堂。我记得大会地点在大华戏院（今天的新华电影院）。在我的记忆中，这次听到的首长讲话精神，实际上就是解放之初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像我这样从未直接接受党的斗争历史教育的人，感到自己思想产生了一种飞跃，真正认识到信仰的力量。
    我这个新上岗的党报记者，在实战中很快就怯阵了。如果说南下干部面对新环境、新任务，还有老解放区工作的经验，可我对党报是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的。接管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在没有人给你布置采访任务、靠自己瞎摸的情况下，头两个月我真的写不出一篇有政策水平的新闻。
    后来，我根据同志们提供的素材，完成一篇专稿，以“集体采访”的名义发稿，编辑同志取题为《诉银元苦！》。因为题材具体生动，对揭露银元贩子投机活动引起民愤，很有说服力。第二天，陈冰社长见到我时笑着说：“这篇稿子好，好在来自底层、来自群众，有血有肉。”这恐怕是我在解放初得到领导唯一认可的一篇稿子。
    我最遗憾的是，由于政策水平限制，我们未能适当反映整个的或重点的对国民党政权和官僚资本企业实施接管的情况，对私营企业的报道也不敢放手。又如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杭州下菩萨这个地方活埋革命志士金甲武等12人，我们也不知道，把重大新闻遗漏了。也许是新解放区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对新闻题材处理是很严谨的，如地下党迎接解放斗争成功保护钱江大桥、策动雷达站起义、保护《东南日报》全部器材等重大事件，我们都未作报道。
    我们地下党同志比较熟悉地方情况，但并不能保证做好采访工作。因为杭州新解放区有它的特殊情况，如果不能确切掌握政策，用政策眼光去观察社会动态，当然难以新闻创新。有一个例子：杭州一个首先亮相的工厂主胡海秋，他办的小厂“六一棉织厂”在中山路石贯子巷，解放初我途经这里时并不知道老板是何许人。某一天走进厂里，见到了一副斯文的胡海秋，对谈之下才了解到他原来是留法学生，立志振兴民族工业，办起这个厂。我是否发过“六一”厂恢复生产的稿子已忘，但我见到市委统战部长胡成放（也是市交际处长，后调去东欧某国当大使），说到这个胡海秋，不久胡进入市工商联当选为副主任，人大会上又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
    我的采访工作，是随着城市政策的逐步落实而渐入佳境的。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也是全国解放胜利在望的时刻。这一天，浙江省委谭震林书记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陈冰社长带周冷、于民生和我一起与会，让我们有幸见到了我省各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见证了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政策在地方上落实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和广大群众，做好新解放区的民主建政，保护私人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省委领导选择7月1日与众多著名民主人士见面，握手言欢，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这次集会反映了我省民主人士的阵容强大，以马寅初先生为首的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抗战时期和我党有过密切关系的永康耆宿吕公望先生，辛亥革命前辈何燮侯先生，前浙大校长邵斐子先生，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如姜震中、查人伟、马文车、蔡一鸣先生等，在工商经济界有积极影响的人士金润泉、汤元炳、朱新予、姚顺甫先生等，著名学者教授苏步青、陈立、王历耕、严仁赓、蔡邦华、王国松、张君川先生等，这份名单可以写得很长。我省是人文荟萃之乡，也是旧中国政经重镇，省委在百忙中腾出手来联系本乡本土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并通过新闻报道广为传播，当然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随后，我们党报记者高举统一战线旗帜，逐个访问统战人物，让他们登上人民的政治舞台，这就是后人应该知道的历史。接着，省委决定召开一系列代表会议，从省委主要领导人到各部门和各地区负责人、民主党派或无党派各界人士都公开发表讲话，坦诚相见，各尽所言，这些活动表明省委十分细致地落实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形势发展。追随这一系列关系团结大局的活动，记者周冷、于民生、丁菲和我都马不停蹄，相继谱写新时代新人物的生命之歌。
    在杭州市和省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都可以见到一些旧政权下原来认识的知名人士，如抗战时期杭嘉湖地区著名游击武装领导人朱希，作为湖州工商界人士应邀出席；抗战时期任龙泉县长的唐巽泽也作为进步人士与会；妥善保存物资办理移交的中纺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驻杭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受到礼遇。这期间的采访活动，我们是不遗余力的。这些十分吸引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让我们党报记者特别是地下党的同志，足以发挥所长，大显身手。
    我始终没有忘记社长陈冰同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打算全面了解一下杭州工商业的情况。我说杭州已经成立工商联合会，原地下党的曹湘渠同志是秘书长，你要了解，可以先找他。于是我陪陈冰到中山中路市工商联见到曹湘渠，后来他又向几位工商业者请教。这样，他便指示周冷和于民生分别写出了《杭州工业概貌》、《蜕变中的杭州商业》，随后搬运业、染织业都有专稿发表。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报社派第一副总编辑唐为平到北京参加建国盛典报道，发表了几篇专稿，更重要的是通过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宣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肩负这个传达任务的是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先生，他在浙江干校二期学员班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他热情洋溢地指出：近代中国历次革命均遭受失败，共产党领导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终于得到广大人民拥护而获得成功。他赞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私人资本的性质及其出路、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论述。这位权威经济学家的演讲，党报以显著地位全文登载，在干部及民间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里我还要补充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我在采访中遇到了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从一（陈子谷）同志，我们是广东同乡，相识后无所不谈，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抗战爆发前，他是泰国华侨的儿子，1937年回国参加新四军。1939年他在军中接到家报，父亲去世，叔叔来电要他回去接受巨额财产。他不想去，叶挺军长知道了，找他谈话，劝他回去接受遗产。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克扣新四军军饷，处境艰难，需要经济支援。叶挺军长同时还赋以他新四军军部秘书的名义，要他在华侨中发动爱国募捐支持抗战。陈子谷从曼谷带回来30万银元，全部交给军部。那年冬天，新四军战士的御寒棉衣就是这笔款子解决的。他自己不留分文，依然享受部队的供给制。他有许多故事还来不及讲就调去北京工作。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无私的革命者。
    创刊之初短短两年，记忆永远是金色的、透明的。60年后，我仍然保留着当年主要的感受。
    感受之一：做一个优秀的党报记者，首先要有真正的信仰，通晓当前的政策和任务，手脚勤快，敢于深入生活，带着问题寻求解答，把手中的笔用到最需要的人和最需要的地方。
    感受之二：旧时代我们是“文人办报”，解放后的机关报是党直接领导的，是全党办报。省委书记谭震林、杭州市委书记江华，都曾叫我把意见带给陈冰。党对报纸工作的重视，是因为党报是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
    感受之三：依靠群众办报的思想是有力的支柱。报社十分重视发展工人通讯员、地方和农村通讯员。至今记得一些通讯员的名字。本报现任一位副总编的父亲李百冠，时在湖州，便是优秀通讯员。
    感受之四：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编辑记者队伍未能保持长期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能因材培育，多一些名编名记就好了。这里我想的是，一个以崇高的新闻事业作为终生职业的人，革命的发展进程给他留下了长长的历史空白，这是令人扼腕的。解放时期的大多数老战友都先后离去了，健在的知我者说：“你老张算是善始善终的啊！”诚然，我凭着不移的信念，凭着内心力量的支撑，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可以说今天我是最幸运的。历史供人借鉴，前人的实践也许仍然会有什么可以触发今天的思考。
    （作者：曾任浙江日报工商经济组组长、特派记者、经济生活报副刊编辑，离休后受聘为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副主编）
　　责任编辑：胡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