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众对经济以及经济新闻关注的持续升温，媒体大多开辟了经济版或者经济栏目，然而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力。即便大型财经媒体，在其财经报道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淡化经济而偏重时政或者社会意义的现象，因此导致提供经济信息方面出现偏差，降低了权威性和参考作用。
    之所以如此，除了政策、资本运营、媒体重视程度等因素之外，记者没有很好地把握经济新闻中的两个关键因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首先的关键点，是对经济新闻的“经济”二字的的领悟，也就是明晰的财经意识。
    由于财经新闻记者大部分是从大学新闻相关专业毕业后即从事采访工作的，或者个别还有从经济系毕业的，即使略懂经济，也基本上属于理论知识的范畴，对于经济活动中最关键的因素――“钱”的感觉不是特别敏感。而“钱”可谓经济的中心，对于从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的人或者机构，“钱”都是重中之重。如果对“钱”不够敏感，那么其报道的经济新闻难免被经济界所轻视，甚至因为舍本逐末，而使财经新闻变得更像时政或者社会新闻。
    比如近期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报道，7月16日的《经济观察报》上，题为《六部委汇报半年经济，称股市楼价暴涨不正常》的报道，就存在如此偏颇。
    乍一看，这是一篇相当吸引眼球的报道。记者在开篇导语中交代了在全国人大财经委2009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六部委的汇报之后，很快就其中三大问题进行集中报道：尽管GDP涨幅情况不错，但是农民收入却连降三月；股市楼市暴涨引发质疑；地方债务风险加剧。应该说，记者的报道理念沿袭一贯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敏感的社会以及政治意识。这三大问题的确为当下中国民众普遍关注，记者及时通过相关会议予以迅速报道，且在比较喜人的GDP数据刚被披露的情况下提出警示，无疑促使读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目前经济形势存在的潜在风险，而且风险规避十分紧急。
    但是，就《经济观察报》的定位和其属性而言，这篇报道的权威性显然打了折扣。作为一家重量级的财经类媒体，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何等高度，如果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点即金融工作围绕什么展开不很明确的话，则必然导致其报道缺乏分量。一个国家其实就像一个家庭，它的开支即“钱”，如果不能很好掌控货币，必将导致混乱。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货币收入即“开源”，然后就是“节流”或者说分配。对于处在经济发展长期上升的中国，目前更多的关注是如何“开源”，尤其是如何在全世界经济一片唱衰而中国政府已经定调坚决拉动内需之际，经济界及其相关人士最为关注的，必是拉动内需的资金如何有效运作，金融杠杆和财政政策如何配合，以便既防止紧缩，又避免通胀，而相关的在此运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尽管也不可避免需要解决，但是它们是在这样一个金融杠杆努力保持平衡的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反过来把其他问题优先考虑，再解决杠杆如何撬动的问题。
    因此，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形势分析会的目的，当在于收集各种信息，以便为下半年的货币及财政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而不是重点关注《经济观察报》记者所报道的三个问题，尽管这三个问题本身也不容忽略，但是它们并非是“本”。
    由此，假如再来分析一下《华尔街日报》对此新闻的报道，就能够看出记者财经意识对其报道视角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会议的题目是《中国GDP增长引发政策争论》，记者在导语中就直接把核心信息提供给了读者：“中国政府称，经济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不过增长率的飙升已促使经济学家争论政府是否需要开始采取降温措施了。”在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见效，但是态势不够稳定的情况下，下一步是继续刺激，还是略微调整回升格局后再刺激，这是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形势分析会的目的所在。显然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货币意识更加准确，更加能够高屋建瓴地直指新闻的核心。
    当然，对于《经济观察报》记者报道的由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不是没有报道，但是记者只是把问题放在了专家分析中，位列报道的中间靠后部分。显然，在这两个媒体的记者意念中，新闻重心具有很大的区别。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重心显然更加符合财经媒体的身份地位和属性，因为它把最重要的财经信息提炼了出来，而不是转移视线，用其他的素材淹没事件的核心。

    其次的关键点，是在财经新闻报道过程中自觉的权威意识。
    经济新闻区别于社会或者政治新闻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技术性以及连带的政治相关性。因此在经济报道中“解读”技巧十分重要。如何使财经新闻变得简单易懂并且令人信服，就要看记者是否具备自觉的权威意识。
    所谓的权威意识，就是使读者信服这条财经新闻是重要的，在哪些方面是重要的，而且这种信服还须建立在并不晦涩难懂的基础上。其实，这种权威意识只需通过一种方式就能够表现出来。
    记者自身并非权威，只是新闻的关注者，而新闻的解读者乃至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物，才是权威性得以树立的关键所在。如果缺乏权威的解读者，经济新闻的复杂性以及政治连带意义都将难以全面准确地呈现，这是财经新闻的大忌。那么，谁来解读经济新闻？谁又是新闻当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关键人物呢？
    再以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形势分析会的报道为例。《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据其介绍而将三个问题提了出来。从报道的全文来看，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如果说是贺铿的话未免不可，但是最关键的解读者却始终缺失，即未见任何经济界专家对这一会议的主题给出评述。显然，《经济观察报》犯了财经报道的大忌。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国内财经新闻报道中十分常见。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经济新闻报道整体水平还不够高的原因之一。
    而《华尔街日报》在这方面明显技高一筹。记者在导语之后紧接着给出了最新公布的我国GDP数据，采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这个人物应该说与贺铿没有高下之分，各自的身份使得他们基本上都能高屋建瓴地对会议的主要议题谙熟在心，无论记者提出什么问题，应该都能够解答。在采访关键人物这个环节上，就看谁家媒体倾向于找谁和可能找到谁来接受采访，所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观察报》在此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请出了权威的解读者，借专家之口，对这个会议的目的和宗旨进行评价，以便使读者明了会议本身不是关键，关键是议题――即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问题到底是什么，可能会怎样，应该怎样等等。《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说：“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王庆说，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他们应当小心避免很快回到紧缩倾向中去；这是一场危机，你需要强有力的政策确保增长。”由此将事件的报道重点引到金融领域。然而《华尔街日报》记者显然认为还需要更加清晰地了解金融领域可能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专家对此的预测和观点，因此又采访了ING Financial Markets Research的经济学家库顿：“库顿说，风险正慢慢从增长转向通胀。他预计央行将逐步减少货币供应量。中国GDP今年可能增长8.3%，2010年接近10%，央行可能要到明年一季度才会提高利率。”
    以上两个专家的观点和预测，显然使得这篇报道的分量陡增，因而提升了它对于经济界读者的参考价值。相比较《经济观察报》而言，《华尔街日报》更是表现出它对经济新闻报道的纯熟和慎重，从而显示出它的权威性所在。
    总之，由于我国经济新闻报道发展的历史不长，经验积累不够，较之国外同行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财经意识和权威意识两个方面，需要补的课还很多。但是相信假以时日，我国媒体的报道也会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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