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此起彼伏。相对于以军事武力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有其自身特征，而且在我国，在当前还有其动态性、过程性特点，其形态、边界和性质、结果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能针对国家和政府，更有可能瞄准社会、公众和个人；既似孤立的、偶发性的“来无影去无踪”，更呈由此及彼、由远及近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有体制性、结构性的根源，又有对某种落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操作形式的惩罚和反抗；既有敌对势力的阴谋，更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发；既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更会引发社会危机，影响政府信誉，损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变化和发展的交织过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的现代化，尤其是互联网的日益大众化，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甚至左右现实社会，成为一些社会事件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引导者，或由无意识的旁观日渐成为有意识炒作甚至掌控的平台。所以，由媒体所反映的信息形态的日新月异，不仅折射了深刻的社会变化，而且充分体现着舆情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对于应对公共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重大现实意义――在这个“麦克风时代”，急迫考验着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的舆论引导、危机应对和公共管理能力。

　　增强三个意识

　　面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公民时代”的舆情博弈显得更现实而重要，需要更理性而坦然。作为政府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常态下对传统媒体新闻宣传的掌控能力，更要有在非常态下对新兴媒体的应对意识和技能，既善待媒体，更善用媒体，从而更善于科学执政。

　　一是增强趋利避害意识。看得见的世界未必是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也能实现梦想。网民规模的浩大而迅速发展（至2009年6月，我国网民3.38亿人，手机用户6.4亿人），互联网“应用率”调查中“看新闻”关注度的升居第2位，60%以上网民从“说说就罢”到“有话要说”、“不得不说”、“说了就做”的变化，加上一连串的“网络事件”，更烘托了网络的载体价值，其地位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人在寻找“政府的要求、媒体的追求、公众的诉求”之间的共鸣点和平衡点；不少单位在探索与媒体“相互依存、共生共赢”的机制和格局，并越来越感到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在引导和化解公众情绪、在解决问题和处理善后中提升形象或不失分少失分的特殊作用――而且这种趋利避害很多时候能事半功倍。

　　二是增强主动驾驭意识。“（防火防盗）防记者”于事无补，“无可奉告”或“只发通稿”也并非明智之举。那么，如何审时度势、主动应对？有位基层党委的宣传部长的概括形象生动，值得咀嚼：（如今的舆论环境是：）“瞒得了官员，瞒不了记者；瞒得了记者，瞒不了线人；瞒得了线人，瞒不了网民”――（所以，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自己不说别人说，政府不说百姓说，媒体不说网民说，国内不说境外说”――（因此，现实告诫我们：）“别人说不如自己说，被动说不如主动说，一定时间说不如第一时间说，尽快说不如抢先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大家说不如专人说，分别说不如统一说，用技巧说不如用事实说”。

　　三是增强人文关怀意识。不少热点舆论事件，尤其是“社会泄愤事件”（包括无特定目标的社会骚乱）中，越来越多的非直接利益关联者参与其中，因此，必须高度关注他们表达对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情绪的缘由和走向，从中有针对性地及时做好引导化解工作。尤其要注意的是，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总会涉及到遇难者、受害人，离不开原因分析、责任界定、损失评估等，必须体现遣词用语的谨慎，更要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伤者的同情、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充分体现人文关怀，防止授人以柄。

　　坚持四大原则

　　面对“非传统安全”下的舆论引导，在具体实践中，应坚持如下原则――

　　一是“第一时间、第一落点”的原则。以快制谣，以正止邪。要根据“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滚动报进展”的思路，不失位、不失语、不失格，既不能存有“让网民、老百姓说几句，天塌不下来”的心理，也不能因为等定性、等结果而错失主动权和有利时机。当然，暂说不清楚的可先“剥离”出来，先简要说事实、表态度，重在不装聋作哑、自欺欺人。

　　二是“少发禁令，多开发布会”的原则。不怕记者抢新闻，怕的是记者抢的不是“你想发”的权威信息，从而让公众传的是不断放大的“小道消息”。“新闻发布会”不能只是布置工作的动员会，“新闻发言人”也不能成部门的传声筒甚至只是摆设，重要的是“关键时刻”用得上、说得清，更不能仍停留于尽量“不说少说”或想方设法发个“不准报道”的通知的传统思维上，而要根据事件及其关注度，适时适度地做好动态披露（不只开一个“发布会”就例行公事了），以正言、用正路充分及时地满足公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压缩负面信息、不实信息的传播空间。这里，尤其要防止信息发布不当或“文字游戏”造成虚假的、不实的信息乱象，既不能打“太极拳”、“迷踪拳”，也不能说“没有口径”的空话、套话、扯皮话，还要防止和避免“信息多头”或“信息真空”的漏洞。

　　三是“网上来，网上去”的原则。春江水暖鸭先知，是非曲直网先说，这已日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如果把网上意见当作民意的全部，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就可能出现“样本偏差”或“选择性错误”，影响主流价值的认知。如果放任网上众多似是而非的言论，或“随他去”或横加指责，那么会造成信任危机，给群众无限的想象空间，引发网民的自发“求证”和“质疑”，容易助长“炒作”，而且情绪发酵、影响放大，为流言提供快速滋生的土壤。要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以权威发布为要”和“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方法，尤其对网上论坛“及时跟帖，以正视听；适当删帖，防止恶炒（包括人身攻击、有意混淆是非）。”

　　四是“有理有利，化危为机”的原则。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处置和媒体传播，不能就事论事、被动接招或“脚踏西瓜皮”，而应该也可以注意并抓住与事件相关的其他方向，及时转换话题、引导公众兴奋点，从而赢得主动，成为一次难得的危机公关推介活动。比如，前几年关于肯德基食品发现“苏丹红”事件中，被“千夫所指”甚至索赔的肯德基公司，及时联合央视等媒体对“苏丹红”原料添加剂一查到底，从而转移了公众对自身“疑似”食品的关注视线（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方），自然地“化危为机”。

　　突出五条对策

　　“非传统安全”难以预见，突发事件不可避免，舆论应对纷繁多变，尤其是网络的“双刃剑”效应不可捉摸。有人坦言，网络一旦坏起来，可以坏到“颠倒了黑白还振振有词，混淆了是非却无法追究，公布了结果仍有人不信”。但是，虚拟世界毕竟还是以社会现实为蓝本的，只是互联网时代对媒体、对政府信息发布、舆论引导等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多的要求。

　　一是树立负责任、敢担当，既自信又有能力的现代政府形象。在前不久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显示了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世界传媒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进一步自信、开放、坦然的强烈信号。面对突发事件的考验和公众的评判，既经得起赞许，更容得下批评和质疑，以理性展示价值，以包容彰显自信，以事实回应疑惑。

　　二是及时搜集、反馈信息，尤其要强化网络舆情的研判及预警。网络传播有个24小时节点性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即当网上关注一个热点事件时，及时回应就可能平衡次声，否则超过一天，即使回应了也可能被负面声音淹没）。遵循和利用新闻传播的规律，有效把握发展动向和趋势。

　　三是改进和完善媒体管理和舆情监控。努力形成网上与网下、传统报台和新兴媒体、主流媒体和民间网络等“一盘棋”的整体监管效应，避免“此起彼伏”、“东边锣西边鼓”等杂音现象，要特别防止主流媒体集体失语失声而非主流声音唱主角的尴尬相，警惕民间网络、边缘化流言的“先入为主”，左右和影响事件的走向，从而导致整个舆论场的失控、失管。

　　四是搭建和用好互动平台，加强民意民情的了解、互通和谅解、互动。主流媒体尤其是网络，可经常邀请各级领导干部上网“交流”，倡导讲民语、知民情、赢民心，通过解读政策、通报热点、征集意见等，进一步增强政府与民众的亲和力、贴近感，释放紧张度，提升美誉度，从而提高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临场应对和处置能力。

　　五是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干扰和阻挠正常采访应被“问责”。信息公开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自身形象的需要；越是危急越不能“急”，尤其要防止“出口伤人”（如最近广州天河区的“拉屎”经理）。“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应该明白：在社会转型、矛盾突发期，平时敞开沟通渠道，疏导百姓情绪，可防止一有导火线引发的瞬间性“大爆发”；当地媒体曝一点光，有助于防患于未然或化解于萌芽。这方面，云南昆明最近出台了相关“问责”规定，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新闻媒体的正常采访及舆论监督，值得借鉴。

　　（作者：绍兴日报社副总编辑 李武军）

　　来源：人民网-《新闻战线》

千岛湖新闻网 信息发布：方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