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冠西同志是1951年春从山东大众报调任浙江日报总编辑的，至1966年“文革”被夺权时止，历时15年，是浙江日报历届总编辑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的丰富的办报实践和经验，受到报界的普遍关注。我现在仅从夜编工作的角度，追忆他当年在办报活动中的几件事情。
　　牵牛牵鼻子――抓主要矛盾
　　1956年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各地方报纸收到新华社的国内外新闻，除了最重要的以外，不必完全同人民日报一样重复刊登，可以择要改写，也可以不登，以便留出篇幅登载本地新闻。”同时，对如何减少会议新闻也有具体规定。在这之前，一些地方报纸的头版（要闻版）由于新华社通稿选用得太多，会议新闻太多，领导活动报道太多，没有版面刊登本地新闻，难免使读者感到各报要闻版面目雷同，没有什么特色可言。中央的规定为地方报纸办出自己的特色打开了一扇大门，提供了用武之地。
　　于冠西考虑的是，报纸要办出特色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集中精力抓好头版头条。提出“抓好头条，带动全报。”有个好头条，要闻版就站起来了，要闻版办好了，会带动其他版向高水平看齐。
　　于冠西的办公习惯是，晚上8点上夜班，通常12点以后下班。
　　于冠西上班第一件事是审定一版头条，头条落定，再处理其他事情。什么稿件作头条，什么稿件不能作头条，都要从宣传的全局和主题考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筛选，从不轻易放过。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各部送上来的头条备选稿件，都不甚满意，于冠西就带着夜班编辑到各部编辑的稿柜里去“翻”，称之为“翻箱倒柜”。每天都有大量稿件涌进编辑部，他不相信编辑的稿柜里没有“珠子”，关键是自己有没有“慧眼识珠”的本事。这样常常有从编辑待编、待发的稿件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头条。
　　抓好头条，光靠选是不够的，那只是一个方面。在于冠西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头条选题，组织精兵强将，集中力量进行采写。对那些反映重大题材、重大主题的重头选题，总编辑还要精心策划，精心组织，有头有尾地抓好这台“重头戏”。
　　头条要吸引读者，要靠精彩的内容，也要靠引人注目的好标题。有的头条内容很不错，但标题一般，稍欠火候，使头条黯然失色，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翻开报纸，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标题。一则好标题，能使新闻“增色生辉”。那些富有吸引力的标题，往往像磁石一样，使人产生“急欲一读”的强烈欲望。不重视标题制作的总编辑是很少见的，于冠西可称是制作标题的行家里手。头条确定之后，接着坐下来，就是制作头条标题，几乎天天如此。他作了多少头条标题，未曾作过统计，但绝不止几百条，上千条，翻开当时的浙江日报，许多一版头条标题都出自于冠西之手。他为了拟一则好的标题，常常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有时在看清样时还要三番几次地推敲，改了又改。在总编辑表率下，当时编辑部形成一种“题不惊人誓不休”的炼题风气。
　　于冠西经常利用夜班工作间隙对那些作得好的标题和作得不好的标题进行评议，并通过《夜编札记》同白班的同志进行交流。作得不好的标题，一个共同毛病是，要不就事论事，要不从概念到概念。于冠西认为，那种就事论事的方法不可取，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更不可取。正确的方法是“就实论虚，以虚带实，虚实并举”，这是对新闻事实进行具体概括的方法。
　　身体力行――最好的领导方法
　　于冠西主持浙江日报期间评论工作比较活跃，浙江日报的社论被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转载的比较多，也有的评论受到毛主席和中央有关领导及省委的表扬。社长、总编辑充分发挥领导者的表率作用，身体力行，积极撰写评论，给大家作出样板。在领导的带动下，编辑记者争相写评论。主编以上，除完成分管工作外，还要完成规定的评论写作指标。大家都有这个体会，评论写作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这除了它的体裁本身决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赶时间。有时候思想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为了赶出版时间，就不得不匆忙上阵，一边写，一边苦苦思索。于冠西同志是一位评论高产总编辑，浙江日报许多骨干评论都出自他之手。他承担的写作任务，往往是那些省委要求高、时间要求急的全局性社论，都是些“难啃的骨头”。
　　有一天晚上已经8点多了，于冠西还没来上夜班，我到他办公室推门一看，他正在伏案赶写社论，见我进来，他两手撑着写字台，艰难地站起来，伸了伸腰说，我真想从这里（指二楼凉台）跳下去。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的。那时，省委有一项具体规定，浙江日报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每次常委会议于冠西都去参加。常常有这种情况，省委书记宣布会议结束时，还要加上一句话：今天的会议精神浙江日报明天发表社论。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总编辑身上。像这种情况，本可以组织几个同志搞出一个初稿，于冠西却总是独自承担，不给其他同志增加压力。
　　于冠西在任浙江日报总编辑期间，不仅带头撰写社论，还常常利用夜间编排空隙，引导大家议论评论写作诀窍，提高编辑人员的写作水平。我借夜编工作之便，记录下来，我们称之为评论写作四十字诀：
　　立论正确，态度鲜明；
　　有的放矢，切中时弊；
　　立足事实，高于事实；
　　深入浅出，发人深思；
　　短小精悍，语言生动。
　　重在情况研究――于冠西的会风
　　谈到开会这个话题，于冠西总是表白，他不喜欢开会，社内有些应该由他主持的会议，他常推给其他同志主持。但是，有两个会议雷打不动，一是党报总编辑列席的省委常委会议。不过，这个会议总编辑只带耳朵听，没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另一个会议是由他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研究报道计划和发稿计划的例会。这个会议他从不无故缺席，从不无故推给其他同志主持。会议怎么开法完全由总编辑决定。
　　在于冠西看来，研究宣传报道计划这样的会议，首先应当是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和对实际情况的具体研究。宣传报道计划从哪里来？不是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不是由领导先入为主地首先制定一个计划出来。而是在充分研究和分析情况的前提下，自然而然产生出来。例会的大部分时间是汇报从全省各个领导部门和各个基层单位搜集来的情况，主要精力花在分析研究情况上面。
　　新闻题材是客观现实涌现出来的，并不需要去刻意制作。总编辑的许多好主意是在分析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产生的，忽视了对情况的分析研究，好主意从何而来，对编辑记者的具体指导又从何谈起。结果只能是：一不指导，二瞎指导。而且，情况少，好的报道线索少，好的新闻自然少，报纸又怎能办出特色来。
　　于冠西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要重视对情况的研究。要求大家充分掌握情况，运用情况。在掌握和运用情况这个问题上，要作一个富编辑、富记者，不要作一个穷编辑、穷记者。有两种新闻体裁是充分分析运用情况的产物，一是《来稿综述》，这是富编辑充分运用大量来稿来信的产物；二是《本报记者述评》，是富记者利用深入第一线掌握的大量情况写出的作品。
　　为了及时传达贯彻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于冠西尽可能地把编辑部研究报道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开会的时间衔接起来。这样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一方面做到了在第一时间及时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另一方面，顺理成章地把贯彻会议精神和分析研究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顺利地产生了近一段时间报纸的报道计划、发稿计划和重大报道的选题计划。而这样制定的计划，无疑实事求是的含量会多一些，先入为主的因素会少一些，宣传报道会更加接近客观实际。这里不应该忘记的是，由于于冠西在省委会议上作了详细的记录，他的传达是独特而具体的。不仅传达一些结论性意见，而且将这个常委怎么讲的，那个常委讲了些什么，都原原本本进行传达，使大家觉得好像也参加了会议一样，更加积极有效地贯彻执行省委会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