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贵

　　两晋和十六国时期的概况

　　三国后期，曹魏政权因地处中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压倒了蜀国和吴国，这就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掉了吴，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西晋统治者贪财、荒淫、奢侈，腐败不堪，它的统一很快又被分裂所代替。那时为官者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方法他们都敢采用。当时有一个名叫鲁褒的人，写了一篇《钱神论》描写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如兄弟，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死。是故忿争辩论，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在这种腐败的侵食之下，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占长安，西晋王朝灭亡了。

　　在北方，西晋灭亡之后，各民族之间互相混战，建立了许多国家，其中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十五个国家，连同两南地区的成围，史称“五胡十六国”。其实，那时不止这些国家，总共有七个民族，建立了23个国家。十六国同东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历时135年。到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东晋和十六国对峙的局面，后来为南北朝对峙所代替。

　　在南方，即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均设在建康（今南京市），历史上总称南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改国号为宋。这就是南朝的开端。479年，掌握禁军的萧衍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梁。557年，梁的大将陈霸先又夺取帝位，改国号为陈。589年，陈被隋所灭。南朝结束，历时l69年。

　　北朝，即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公元386年，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在首领拓拔王的领导下建立了北魏，并在439年统一了黄河流域。此后，北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国力增强了，但好景不长，由于统治阶段的腐败，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势力日衰。535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政权，分别为高欢和宇文泰所控制。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掉了东魏自立，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也废掉了西魏，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到581年，北周外戚扬坚持夺取政权，建立了隋朝，北朝结束，历时l95年。公元589年，隋灭掉了南方的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从“董卓之乱”开始，至589年随灭陈止，正好是400年。公元373年，氐族贵族建立的前秦统一了黄河流域，383年，秦王苻坚领兵80万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统一中国，东晋宰相谢安派谢石、谢玄率8万军队在淝水同苻融展开决战。由于前秦军内矛盾重重，加上指挥失误，被士气高昂、团结一致的东晋军队打得大败。秦军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一遗千里。这一仗，东晋以少胜多，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485年，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是孝文帝发动的，所以史称孝文帝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1)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所满足；(2)在政治上，迁都洛阳，接受汉族统治阶段的政治制度；(3)在文化上，实行汉化，即用汉姓、穿汉装、学汉话等。这次改革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新安歌舞”的形成和发展

　　两晋和十六国时期，在今天的淳安即古新安郡，产生了一种盛极一时的“新安歌舞”。新安歌舞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当时黄河流域大混战，而江南长江流域社会相对比较安定。据《梁书》记载：“自晋氏渡江，三吴（吴郡、吴兴、义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新安郡毗邻于三吴，其富庶程度也不亚于三吴地区。“新安自晋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这就说，新安人不仅继承了南宋的中土文化，还发展地形成了独特的新安文化。“新安歌舞”的形成，就说明这一点。新安歌舞的演出水平很高，不仅在当地郡内演出，而且能到南朝都城建康去上演，并惊动高层人物，轰动京城一时。惊动高层人物的原因是因为这种亦歌亦舞的新安歌舞的内容系“离别之辞，其声甚悲”之故，它能使观看者当场痛哭流涕。

　　笔者认为：“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反映了南朝社会人文风貌的特征。这主要从两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是新安越族人对五十年战争所摧毁的往昔家园的怀念；是江南越族人家对国命运的反思；是越族人心态与居民情愫的艺术自白。另一方面也是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大家士族离开中原故土南迁所产生的一种“鸟飞仅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心态所使。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南逃的大家士族能不产生留恋故土、恋山怀旧的心态吗?据范文兰新编《中国通史》载：“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凯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听了此话都哭起来。王导正色：大家正应该出力辅王室，恢复中原，何至於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

　　不论是中原大族，还是新安越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情民意，这就是“小人怀土，小草恋山”的共情禀性。两种共情禀性的歌舞的形式在舞台上一出现，就引起了共鸣，产生了“其声甚悲”的感染和共性效果，自然引起了台上台下的共鸣。

　　新安歌舞，对后来的睦州文化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淳安流行的一睦剧戏，就见长于悲情剧的演绎，如《马房逼女》又名《三女拜寿》、《蔡鸣凤出店》等都是看了让人痛哭流涕的悲情剧。

　　“雉山龙风舞”的形成与传播

　　新安郡建立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经宋、齐、梁、陈四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隋灭陈之后，废新安郡，改始新县为新安县，大业三年，又改为稚山县。在改为稚山县的90多年那段时间里，淳安又出现了一个歌舞剧，叫作“稚山凤舞”。直到今天淳安民间，每年春节还在舞龙灯，但“稚山凤舞”已经淡出民间，销声匿迹，不见踪影，其原因不知。

　　原来在稚山县内春节期间，农村流行龙飞凤舞的文艺活动，即在舞龙灯的同时又举行舞凤活动，美其名曰“龙凤呈祥”。男者手持竹篾纸做成的长龙，龙体内点有蜡烛灯火，晚间通体透亮；女者手持竹篾纸做成的彩凤，凤身内也点有蜡烛灯火，在锣鼓和音乐声中，在喇叭和笛子吹奏声中翩翩起舞。开始出场的是舞龙灯，后面出场的是凤舞，最后是龙凤一起挥舞腾飞，表现了龙凤呈祥的主题。这种亦歌亦舞的歌舞剧，没有唱词，只有锣鼓和乐曲，它传遍了江浙皖三省边界一带。听人说，今安徽的黟县和浙江的临安县农村还保留着这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临安庆祝杭州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曾在杭城踩街时演出过。“稚山凤舞”在淳安淡出消失，使淳安文化人有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支红杏出墙外的失落感。

　　东晋南朝诗歌对“睦州诗派”的影响

　　唐末形成的“睦州诗派”其诗风的特点就渊源于南朝的诗风。“睦诗”的风格之一，就是“以山水见长，清新可现”，而山水诗的创始人正是南朝的谢灵运。谢灵运喜爱山水，作诗主要描写景物，他能把山水景物之美确实地、精刻地、细致地描写出来，如他在《登江中孤屿诗》中写道：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空水共澄鲜。

　　这些佳句与唐末的“睦诗”创始人之一的方干写的“鹤盘运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的细致描写和刻画是何等地相似！这种无繁芜雕琢所累，但秀句挺出又清新可玩的佳句，简直与谢诗是一脉相承。所以说新安文化中的“睦诗”，以山水见长、清新可现的风格，源于谢诗的风格。

　　古体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是个高峰，在太康时期又是一个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为大高原，由此转入律诗的新境界。宋、齐以下，凡参与士流的人，都学五言诗，梁钟嵘《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媵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骋焉”。因为上自朝廷会同，下至友朋酬酢，都赋五言诗，否则便被别人轻视，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连不是士流的武将曹景宗也能在宴会上吟出这样的惊动宴会上所有人的好诗：

　　去时儿女悲，归来筋鼓兢；

　　借问行路人，如何霍去病。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田园诗人陶潜（字渊明）他的五言律诗是南朝时候堪称卓越的作品。陶生活在晋宋交替、变乱纷起的时候，他亲眼看到过路险恶，宁愿隐居园田，避免横祸。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既不从乱世之俗，又不能抗乱世之恶，只有顺适本性，归隐园田。陶在淳安有一个知心朋友，就是时任会稽太守的方隆。

　　陶的一生任过县令，后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劳苦，亲生体验过饥寒生活，他的姑母是淳安洪绍的妻子，而洪绍是刘宋王朝的兵部尚书。洪绍去世后，陶曾为其姑夫洪绍写过《墓志铭》。陶是否实地到过淳安，未见史志记载。但他的好朋友方隆后来也学陶渊明辞官故里，隐居淳安十九都之育村，筑“沙堤堂”而过起了隐居生活。从后来淳安诗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陶潜的五言律诗，多少对“睦诗”的写作是有影响的，因为，“睦诗”的风格之二就是擅长五言律诗。创始人之一的方干（淳安人）说过“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另一个创始人李频（建德寿昌人）也说过“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由此可见，两晋南朝，特别是南朝，对新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可以说徽文化派生于新安文化，即徽文化是新安人的发展，南朝文化是土族大家们从中原带来的，经过江南的沃土雨露，秀水雅风的滋润，发展成今天的新安文化。而新安文化起源于两晋南朝文化，是两晋南朝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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