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原遂安县治，1959年新安江电站建成蓄水后被淹没。

　　原遂安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名新定县，治所设在武强木连村溪北（今汾口仙居）。过414年后（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徙治所于十七都五狮山下，至1959年沦为水域，成为一处“水下古城遗址”。

　　唐高祖武德四年，狮城作为遂安县治新基，尽管历代县志未详其徙县治于五狮山的原委，但今人仍然可从隋末汪华起义、唐武德四年复改遂安郡为睦州并隶属江南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中见其端倪。其中既是强化唐王朝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遂安县境社会发展和加强自身安全防御的需要。一言以蔽之，狮城肇迁，也是古代理想环境观主宰下防御性风水模式的深层体现。

　　历代遂安旧志，均在其“方舆・形胜”条中沿用如此一段话：“遂安当严陵（旧严州府的别称，为古桐庐）上游，东望临安（特指临安昌华），西通姑蔑（指代衢州），南连宝婺（指代婺州），北接新都（新都郡，指代淳安）。其县治则婺峰环其前，五狮（五狮山）拥其后，襟带武强、龙渡（武强溪：溪出十三都白际岭，至中州过武强山，达县治南合遂安源水，绕郭而东四十里入淳安境，又二十里入新安江；龙渡即龙溪：在县东北，自淳安县境发源，南流至县东二里许，经龙渡桥入武强溪）诸溪，时臂六星、文昌诸阁，虽不通大驿，实浙东胜壤也。”意思十分明白，虽说山深地僻，比不上通都大邑，却不失为休养生息理想环境。

　　古人对于山水模式选择，主要指对城市或聚落四周大环境选择，十分讲究“龙、穴、砂、水、向”诸大要诀。“龙”，俗呼“龙脉”，即指穴场周围层层环绕山体。来脉远，往往就水长流。“穴”，即点穴。“砂”，即察砂，是指与主龙脉相伴的小山。各种砂因排列位置与所起作用不同，又有各种各样名称。“水”，即水来去。知道水源头，也知道了山发脉。同样道理，知道了水尽头，也就知道了龙落脉。“向”，即立向。

　　据旧遂安《山川图》所示，狮城选址，可谓古代防御性风水模式之杰构：“婺峰环其前，五狮拥其后，襟带武强，龙渡诸溪”；周围又有众山层层环绕，如东部的梅山，南部的猥岭，西部的大连岭，北部的三台山（一名金紫山）为其祖山发脉。其中三峰卓立，秀入云表，为一邑镇；婺山南峙，孤峰峭立，为一邑之望。肇迁之初选址，与古人环境观所追求的典型空间模式，即“后有镇山，左右有砂山护卫，前面有碧水环练”之要求无不合拍，这是狮城构架最为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水在我国古代聚落选址中占有重要地位。用“风水”理论说，水是气的标志，“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郭璞《葬书》、《四库全书》“术数类”）。水能聚气，特别是象“武强”、“龙渡”如此呈环抱状“水”，最能聚气。

　　据旧志《山川图》和《方舆志・水》表述，狮城选址之初，为了确保城池的充分“聚气”，还刻意将二条涧水引入城池，构成“双涧聚气”大吉环境，这是古严陵6县中无与伦比、独具匠心之作，被旧志冠以“县城涧水”，并录有双涧来去走向。民国十九年本遂安县志，对此有详明记载：“一自语石山（县西5里，一名高山）发源，东流折向南，由十亩�水门入城，经姚家太平桥、西街，至黄家田；一自大西门外长淮源（县西5里，即长陔山）发源，东流至水门入城，经儒学前，至黄家田会流，经烈桥出小西门水门，折向南从劝农桥入武强溪。”这可自当为狮城构架的第二个特征。

　　至于它的第三个特征，可以用“我国传统风水环境理论与城市空间布局，在狮城构架中得以充分发挥”的措词来表述。根据已知狮城空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墙和城门排列。古代城市城墙较为规则，尤其是国都城墙多呈方形；而州、县之城，因受地形和堂局所限，城墙不规则，有方有圆。狮城城墙，当属不规则之列。但是，古人对于城门“开法”， 十分审慎，且大有讲究。古人认为，城门关系到一方居民日常生活，维系着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危，必须通盘考虑，慎之又慎。别看古书总以“吉凶”等字眼来对村落、宅基空间和环境作评价，那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封建迷信，而是根据人们是否能从该环境中受益为标准的。因此，古人的城门开法，通常是在城市东、南、西、北四个正位开门。不过也有在四隅另行开门者，但有个讲究。比如，古人认为：“东北方位是不吉利方位，那个方位代表‘鬼门’，是凶煞之方”。狮城几乎不折不扣地遵循传统空间模式，即：“南门之楼，宜用水星，又不可太高，如太高，或作木星，则主民奢而防火；西门之楼，宜作土星，亦不可太高，高则属金，主风俗凶悍而多浮荡；惟东方之楼必作木星，又要比西、南高些；至于北门则必作土星，要又高又大。北门为迎气门，不独要�得小水，又必要迎得生气入城，故北门楼要高大，可以枕为乐，以其就势，方为全吉。”（见《阳宅会心集》卷下“开城门论”）。简而言之，“左（东）门楼比右（西）门楼要高大”，符合风水中青龙之砂要高于白虎之砂“四神结构”范式；而“后（北）门楼比前（南）门楼高大”，则符合了风水空间结构“藏风聚气”要求，而且亦与我国传统建筑所讲究从北往南、景物高度逐次渐低之“景观排列”模式合拍。所以，狮城门楼设置，除了表象上“吉凶观”外，不仅符合风水原则，而且具有特定赏景和巡视功能。

　　第二、“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在狮城构架中得以充分体现。由于深受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地上城市往往成了天上写照，以致人们把地上环境依凭着的城市视为宇宙象征。比如，京都紫禁城，州县“正堂”衙署，以及文昌阁、六星亭之类，无一不是仿效天象所致。又如，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梁祝化蝶、董永与天仙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坍八百里长城和白娘子水漫金山，无一不受“天人合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因之，有学者坦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想必亦是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兹将遂安旧志有关“分野”考据誉录于此，以佐证“天人合一”思想的普遍影响。《志》云，“汉天文志，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地理志，吴地斗分，越地牵牛婺女，而丹阳等郡尽属吴分野。新定（晋太康元年易名遂安），在汉隶丹阳都尉治，则遂当南斗须女之分，不专属须女明矣。晋天文志，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斗一度。（按：古丹阳歙地与会稽之富阳接，是牛斗之交也，遂安析自歙县南乡，岂专属越元命苞？�泥于新定旧以婺名邑为解。）夫所谓婺者，以婺山得名，而婺山决非以婺女得名，如以婺山为婺女之缠次，则扬越均得名婺，又不直一新定矣。”不过，这种以“斗、牛”分野之书志惯例，早已被先进经纬度地理坐标所取代。所以，民国19年本遂安县志在“方舆・分野”中新辟经纬线条，注入“遂安在东经二度十五分，北纬二十九度三十分”内容。

　　第三、古人喜欢面南而立，讲究“向明而治”。因此，“坐北朝南”（即后有靠山，前有流水环抱）便成了典型风水模式。这个“坐”是一种典型模式，就是必须背靠在城市中轴线北端。如果狮城是正南北向的，那就是可以直接以北极星为参考点来确定中轴线，但狮城地形和地理位置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如同民国时期测绘《遂安县治图》所示，狮城中轴线确定，显然是依地形，并以“正穴”所在地中心点来确定中轴线的。这个“正穴”多在县署所在地，而县署通常就在中轴线上。总而言之，狮城中轴线确定，巧妙地兼容了“依地形而定”和“以正穴所在地中心点而定”等多种传统方法。

　　（本篇所涉及传统“风水”理论与“城市空间模式”等，参见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

　　方 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