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学手艺，人们吐出的第一个字：苦。

农村的木工、砖工、石匠、桶匠等手工百业都是师徒传承。我小时候总能看到各家各户有师傅带着徒弟在干活。徒弟基本不说话，只看得见他们忙、忙、忙。

下面是本村一个老木工师傅给我介绍的学徒生涯，其他手艺学徒大同小异。

学徒开始的时间一般是十六七岁，是刚初中毕业的半大小子。徒弟跟了师傅，艰辛的日子就开始了。天刚亮就要起床，第一件事是挑水。如果是在本村干活，是给师傅家挑，挑完水再忙菜园或师傅临时吩咐的家事；如果是外村去上工，学徒要早早从师傅家挑工具担子到东家，再给东家挑水。挑完水再检查工具，如果发现钝了的，要立即磨锋利。杂活干完，师傅到位，开始吃早饭。学徒要等师傅落座开吃才能动筷子，还必须赶在师傅吃完前吃完。早上的粥烫，那也顾不得，一气喝下去，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

早饭后正式开工，那些需要重复劳动，需要时间磨的工作就属于徒弟了，比如刨光，木头一根接着一根，木板一块接着一块，几乎没有一个尽头。如果出了差错，师傅轻者责骂，重则殴打，吃耳光，吃棍子那都是平常的事，没人阻拦，没人同情。看到的人都是一个想法：严师出高徒。学徒只有默默忍受。更要命的是，万一师傅出了差错，也会把错推在徒弟身上。当着东家的面，徒弟会收到师傅严厉的叱责。这时，明理的徒弟只有默默地忍受委屈。因为做错了，就要坏料，东家有可能提出赔偿，如果是徒弟的错，东家都知道学徒不易，一般都会包容。但如果是师傅的错那就不一样了，赔偿是小事，还会坏声誉。声誉坏了就接不到生意，师徒都得闲着。估计学徒在出门之前，父母在这方面是有交代的。学徒如果抗辩，立刻就会被逐出师门，赶回家去。接下来难做的就是学徒的父母了。因此，忍受委屈成了学徒唯一正确的选择。

关于技术，师傅是很少教的。师傅也忙着赶工挣钱，一天极少跟徒弟说几句话。曾经有个徒弟，三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副工具担子（按规矩，学徒期满，师傅要送徒弟一副工具）。徒弟对师傅说：“师傅，你还没有教过我。”师傅白了他一眼：“你自己没有眼睛的？”人们不会说师傅的不是，只会传言这个徒弟是“笨鸟”。聪明的学徒都是在做中看，做中学。胆子大一些的，有疑难处主动问一下师傅。出师以后，还要在实践不断摸索，时间长了，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就发挥出来了，完成从“嫩师傅”到“老师傅”的转变。一般来说，新一代的师傅和老一代的师傅在技术上会有所不同，这就是民间工艺能不断进步并丰富多彩的原因。这一点，工业化大生产无论如何比不了。学徒，学的只是基本功。

师徒二人给东家做工，东家付的是两份一样的工钱。当时是每天一块钱，东家只跟师傅结账。一年以二百工时算，徒弟每年挣二百元。学徒三年，师傅给徒弟的钱总数是三百（按规矩，第一年八十，第二年一百，第三年一百二）。也就是说，师傅要赚取徒弟一半以上的剩余价值。东家和师傅之间是有默契的，一个工时做多少事情有定规，徒弟做不出来的部分师傅会多做点补上。东家付两份工钱不吃亏。

学徒见天亮就工作，到天黑还未得休息，如此超负荷地工作，还要忍受师傅的压迫和剥削，可谓苦大仇深。从现代用工制度讲，十分不人道，严重违反法律精神。学徒为什么选择忍受而不反抗呢？这得横向比较一下。在生产队记工分的年代，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一天的工分是3分，合人民币0.09元，一年两百个工计算，收入18元，除去口粮，实际收入呈负数。也就是说给生产队干一年，家里还要贴生产队钱才能领到基本口粮。徒弟跟着师傅干，一天四餐（下午有点心）管饱，还可向家里贡献至少80元。（当时10元钱可够全家过年）家里有一个手艺人，生活明显比别的家庭滋润。这样一比，应该明白年轻人学手艺是有巨大动力的。特别是手艺人不仅管吃饱还管吃好，对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有直接的诱惑力。

徒弟跟着师傅干，头顶还有一片天。刚出师的那几年才是最难熬的。要努力做出名气来才能立足。自然还少不了师傅帮忙。有些人学徒几天就吃不消了，有些人出师以后就转行了。同行竞争强，成功者毕竟是少数。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宝剑锋之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些劝学的话用在学徒工身上似乎更加合适。

学手艺虽然艰辛，但那个时代从师者众。师傅挑徒弟还要看面子，看资质。徒弟还要给师傅行大礼。后来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年轻人不愿意学徒了。见过几个家里逼着来的，干活的时候带着耳机，师傅也知道徒弟难找，对这样的徒弟听之任之，大不了自己多做点。再后来年轻的徒弟见不到了。一方面是很多手工产品被工业产品替代，另一方面现代的年轻人娇生惯养的，根本吃不了学徒的苦。当时那一批手艺人能忍辱负重，学艺有成，是有当时的社会背景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苦，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潘政军）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丽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