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明代监察御史詹理的墓葬，是我工作以来参与发掘的第一座古墓。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1991年5月，为了配合枫树岭水电站的基本建设工程，当时的县文管会组织人员，对一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墓葬坐落在枫树岭镇西南面的窄坑村姜后山。发掘当日，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围观，坟包的四周，男女老少里外三层，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像是赶集一般热闹。也难怪，对于“挖宝”的好奇心，似乎永远有着吸引力。

说实话，当时就连我们也不知道墓主人是谁。发掘首日的工作是划定范围，清理表层浮土，确定墓穴的确切位置。围观村民看了半天，好像与他们平时田间地头的劳作并无区别，自觉无趣，围观人群渐渐散去一半。

我们乐得清静，按部就班清理。在距地表深约50厘米左右，发现有用鹅卵石铺砌的墓构，形如“太师椅”，后首（南）“靠背”也用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围砌，中部距墓包（顶）高350厘米，左右两侧由高而低逐渐收围。

渐次清理出了神道、拜堂和石象生区，可惜只找到了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只。按村民的说法，原来还有石翁仲（石人像）一对，毁于文革期间。根据石象生依次的组合，可以判断墓主人身份应该是官员无疑。

一个礼拜之后，即以“墓包”为中心点，再往下清理封土，至130厘米处，民工的锄头触及到了墓葬的拱券顶。这时候就要开始细致地作业，以拱券顶为中心向两边扩展，随着工作面的推进，不断有了新的发现：一棺、二棺、三棺……整整发现了六棺合葬。消息传出，隔离带之外又是里外三层，挤在后面的只有踮起脚尖，吊长了脖子往里张望。

墓葬形制弄清楚后，接下来就是打开墓室了，没想到困难出现了。用桐油石灰封固的“三合土”坚硬无比，钢钎打上去竟冒出点点火星，比起水泥浇筑更为牢固，没办法只得向电站工地借了电钻。面对底下悬疑，围观的人群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大家指指点点，七嘴八舌的议论声混杂着电钻声，说啥的都有，反正也听不真切。

墓穴一棺一棺打开，看得大家傻眼了，积水几乎充盈所有墓室。发掘只得暂停，先去找水泵抽取积水，才能继续工作。围观的村民一刻也没有闲着，纷纷猜测着水抽干以后的场景，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阵哄笑。

现实与想象总有不小差距。抽干积水露出的全是淤泥，什么也看不见……清理工作在围观人群失望的眼神中有条不紊、耐心细致地进行着，一边清理，一边绘图拍照。所有六棺清理完毕，只出土随葬品四件，这与“石象生”组合的墓主人身份极不相称。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访了知情者，根据该墓所属詹氏后裔的线索，在汾口鲁村找到了一部《古明詹氏宗谱》，其中卷七《丘龙》载：“七都柘（窄）坑里后山龙形，嘉靖庚申（1560年）御史（詹）理葬。元配方夫人虚其中，左为自（理）并继室徐（氏）寿藏”。

詹理，字燮卿，号松屏，汾口鲁村人，生于正德丙子（1516年）七月十七日，由进士积官监察御史兼河西学政，卒于万历壬辰（1592）六月初五日，享年77岁。有《松堂集》行于世。娶同里方氏，生于正德乙亥（1515）八月初四日，卒于嘉靖甲寅（1554），享年39岁，生子五人，滢、泮、涵、汴、淑。继娶芮阪徐氏，生于嘉靖戊戌（1538），卒于万历辛卯（1591），享年53岁，生子三人，澄、洙、澌。

由此可断，该墓系明嘉靖监察御史詹理并其方、徐二夫人的墓地，但发掘的实际情况与记载不符。我们继续查阅宗谱，在《圹图》中有这样的记载：“七都柘坑里姜山后……明嘉靖间为御史公偕方夫人墓并徐夫人寿藏，后并改葬王村石突上，仅以木主存于原圹。后又于乾隆乙巳（1785）冬月，附葬灵生公偕毛、徐二孺人；殿一公配毛、余二孺人；敦九公配余孺人之墓。”

原来如此！该墓为明代所建，詹理及方、徐二夫人迁葬王村后，清乾隆年间，詹氏子孙又将其祖灵生公等一男五女附葬于此，殿一公、敦九公并未葬于此地。发掘情况与《宗谱·圹图》所载吻合。

问题来了，附葬的一男五女，虽属詹氏后裔，皆无一官半职，其余均属女性。他们竟敢迁葬于祖坟之内，并僭用封建时代所享有等级制的“石象生”葬仪，尽管他们仍将詹理的“木主”置放于墓穴“封盖”之上，名义上仍为“詹理之墓”，实际上已成为其子孙的坟茔。

有些话本来不好意思说，詹理作为朝廷命官，论品级监察御史只是一个正七品官，按《大明会典》规定：“公侯和一品、二品官为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三品官减去石人一对，四品官为石望柱、石马、石虎各一对，五品官为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六品以下不准设置石象生。”詹理哪怕致仕以后官升半级，也是没有资格享用“石翁仲”待遇的，何况他是被革职回乡的，显然不符合明朝的典章制度。

詹理自己没有带好头，怪不得子孙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社会葬俗，僭越了封建礼教的规矩。这种“叛逆”行为在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在对历代古墓葬的发掘中均属罕见。从此例中也可以看出，清皇朝葬俗的等级制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森严，至少在淳安山区已开始出现解体。

再有一个，编号M5所出的2件随葬遗物（编号顺序：M6、4、2、1、3、5），我们认为很有研究价值。一件玉簪，经初步鉴定，系明代遗物。还有一件铜烟斗，制作原始，系用红铜经手工打制而成（并非浇铸）。它起码制作于乾隆癸未（1763）以前，而且出土于浙江西部边远山区的女性墓室，由此可见，当时烟草流行已相当普及。

据有关文献记载，烟草原产美洲，我国原来没有这种植物，自17世纪以来才陆续传入。传入途径有南北两条：南路由菲律宾传到福建、广东；北路由日本传到朝鲜，再传到我国的东北。明末名医张介宾的《景藏全书》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现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清人入关以后，吸烟的习惯在华北一带传播开来，并逐渐蔓延全国各地。甚至“大庭广众之中以此为待宾之具”（董潮《东皋杂钞》），这说明在当时吸烟已习以为常，妇女吸烟亦不足为奇。尤以福建中部种植的烟草“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陈琼《烟草谱》），当时随处可见人们口衔长管点火吸烟。嘉庆举人包世臣，他在《安吴四种》里曾算过一笔吃烟的账：“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难怪清人朱圣基《七绝》云：“只恐巴菰（烟草）好滋味，江南无地种桑麻。”

詹理墓葬所出之烟具，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为研究我国的“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方志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