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她堪称淳安（遂安）烈女子，是个有故事的人。十七岁嫁给方象瑛的儿子，五天后守寡，为追随丈夫而去，一波三折，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座“节烈坊”，旌表闾里。她名叫毛孟，是毛际可的女儿。

　　一

　　毛孟（1664—1690），家中最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毛士仪（幼范）和毛士储（待旃）。其父亲毛际可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五岁成进士，初授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推官，廉明不阿，政绩卓著；后调城固（陕西省）知县，再调浚仪（河南开封）知县。毛孟跟着父亲一起在浚仪生活。

　　方象瑛在其《亡仲子行述》一文中提到：“余为求婚于同学毛子会侯。毛子赏其文，曰神韵高秀如玉山上行快婿也。”方象瑛与毛际可既是同学又是好友，他比毛际可大一岁，两人同为进士，又都是朝廷命官。方象瑛是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在京任职，是个七品官；毛际可是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初在彰德府任推官，后为浚仪知县，也是七品官阶。方象瑛知道毛际可有个女儿叫毛孟，觉得两家知根知底，且门当户对，遂向毛际可提亲，但对儿子方引祀的身体状况有所隐瞒。

　　方象瑛在《健松斋集》卷七“墓表”里，有一篇《仲妇毛氏殉烈述》，专门记述此事：“庚申（1680），予官京师，四月遣仲子就婚于汴（浚仪）。儿于春实得脾疾，长途骡车憾顿，疾遂甚。”

　　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方引祀生于康熙元年（1662），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他从小就体弱多病，“不耐劳”，所以一直待在母亲身边，不像哥哥和弟弟一样，随着父亲到处游历。老二的身体状况不太像父亲所说“儿于春实得脾疾”，我推断这年春天，方引祀是又增加了脾脏上的毛病，导致身体更加虚弱，加之长途颠簸劳累，加剧了病情的发展。

　　毛际可对这个“快婿”的病情并不太知情，他当时对方象瑛的提亲也表示赞同。于是，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毛际可遣人来遂安迎接方引祀到浚仪成婚。时方引祀十九岁，毛孟只有十七岁。

　　方引祀到浚仪后病病歪歪，毛孟没有嫌弃他，而是“奉汤药，亲濯澣，数月不解带。”端汤喂药，洗涮濯浣，衣不解带伺候着这个遵“父母之命”许配的丈夫。

　　同年五月，方象瑛妻子吴氏病故，方象瑛忍着悲痛，修书一封于毛际可，让他不要把此噩耗告诉儿子。毛际可回复说：“婿病如此，使复闻母讣，是速之也。”方引祀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也特别懂事孝顺，见有家书至，他遂心生疑虑，以往父亲来信都详述母亲病情，现在只说“如前”，“姑安我乎？”难道是故意要宽我的心吗？于是，每天号恸不食，病体日沉，挨至八月十九日卒。

　　二

　　方引祀与毛孟的婚礼是八月十五日，沉疴在身依然还要举办婚礼，是不是为了“冲喜”，后人不敢妄测。结局是新婚五日后方引祀暴病而亡，新娘子成了寡妇。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本应在妈妈身边撒娇，可毛孟不然，她心坚意决，决定殉夫而去，乘人不备，绝然跳楼。她住的地方“楼高二丈，下砌石，众惊谓必死”，也是毛孟命大，她被人救起来后，“卧床一月，呕黑血数升，竟不死。”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

　　众人以为这事也就到此为止，楼也跳了，心志已明。谁承想，此女心里早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牌坊。我们在毛际可为自己女儿写的《亡女吞金记》一文中已见端倪：“戊辰春（1688年），余为钱塘戴烈妇作传，有‘吞金不死’语。亡女在旁读之，微哂曰：‘吞金岂能死人乎？’余时颇讶其言。”毛际可虽然对女儿当时发问感到很惊讶，但没往心里去深究，所以导致女儿后来有了“吞金”的举动。

　　毛孟求死之心从未断绝，两年后（1690）果有此举，吞食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二枚，效仿戴烈女死法，还是没能死成。于是绝食十九日而殁。

　　方象瑛《仲妇毛氏殉烈述》一文，记载了该事件的全过程：“顾十年来，无日不以葬夫为念。庚午（1690）十一月，予归自武林，遣婢请予卜葬并自营生圹于右。予以事非可猝，图以从容。寻觅慰之。越数日，复再三申请，悲泣不食……不得已多方广求，得吉地，形势较胜，乃大喜。十二月三日，治圹粗毕，尚进粥。停午忽有同日归葬之语，予闻急往谕之……对曰：‘夫子易箦时，誓不相负。坠楼不死，又吞金亦不死。所以隐忍至今者，冀得吉土同穴。今届大葬，尚偷生人世耶？吾志决矣。’历七日不食。十二日，仲兄待旃（二哥毛士储）奔至，相对哭，反复开谕，皆不应，哽咽而已。十三日，待旃复曲劝之，正色曰：‘向以死许夫，迟至十年。今夫归土，我何忍偷生？则时不可不死。妇德三从，我出嫁女，夫殁无子，惟有从夫同穴为正，则理又不可不死。’……十五日，浴三次，升楼礼佛，足软力促。二十一日辰时，正襟而逝。计绝食凡十有九日。”

　　方象瑛在文末叹道：“呜呼，恸哉！夫杀身成仁，丈夫犹难之，仲妇一弱女子，独毅然为其难者，既无所苦，又无所迫，从容慷慨，兼而有之。虽死犹生，亦复何憾！”

　　这是一个烈妇追随亡夫殉葬的故事。呜呼！毛际可有没有想到，他在《安序堂文钞》一书中，关于贞节烈妇的传记、墓志铭、墓表等不下十余篇，完全是站在一个“卫道者”的立场，欣赏那些贞节烈妇，褒奖赞誉之辞，充溢于笔端。却不知女儿站在边上，看在眼里，耳濡目染，早已是暗自发愿：“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做一个父亲笔下赞许的人物。

　　我不敢揣度毛际可写《亡女吞金记》时的心情，表面冷静，内心一定倒海翻江，肝肠寸断。因为他别无选择，这是作为一个“卫道者”的职责。女儿看似被强大的道德舆论所操控、绑架，父亲何尝不是被理学、道德绑架了呢？女儿是一个“殉道者”，父亲则是一个“卫道者”，父女俩没有谁是赢家。这里，唯有程朱理学赢了，制度礼教赢了,社会舆论赢了。

　　三

　　毛孟死后不久，有人在狮城“西街”为她建造了“毛烈妇祠”，祠的东面便是“毛宅大院”，北面是台鼎书院和孔庙。“烈妇祠”内供奉着她二哥毛士储用十倍的银两赎回的那对耳环。

　　毛孟的事迹在坊间流传，文人赋诗称颂，郡县各加旌表。事隔三十年后，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具题，奉旨建坊旌表。”（《浙江通志》）为她单独建造了一座“节烈坊”。

　　毛孟跳楼、吞金、绝食，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殉夫，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她那一缕“烈魂”，是为追随信仰而飘逝的，也算做到了“知行合一”，用生命去践行她心目中的“贞节”二字。扼腕唏嘘，慨叹之余，我总觉得今天我们与古人相比似乎缺少一点什么，待人接物也好，为人处世也罢，繁文缛节的揖拜少一些无妨，但真诚和执着却不能少，世故和油滑则不能多。否则，心中无信仰，眼里无追求，行为无准则，得过且过着，是否更显可悲呢？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姜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