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书旗

明末兵部侍郎汪乔年的故里，在汾口镇汪家桥村。翻开《论源汪氏宗谱》，汪家桥汪氏为唐朝越国公汪华长子汪建之后裔。汪家桥村与周围村庄并无二样，但几百年来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何？只因这里曾出过一位显赫的人物——兵部侍郎汪乔年。

一

说起汪乔年，得从其父汪时和说起。汪时和生子六，曰源、涵、年、岳、迁、木。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除三子汪乔年取得进士功名以外，四子汪乔岳是秀才身份，五子汪乔迁是明万历乙卯科举人，六子汪乔木是邑廪生。

2016年我主持了《宋祁余氏宗谱》的续修，便有机会较仔细地阅读了续修于1916年的旧谱，其中的一首八景诗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因为诗的内容与汪乔年有关。诗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宋祁村兰桂书屋余立崑所写。

《赤谳建标》

群山自七峰，

如涛向东泻。

到此忽轩然，

霞起建标赭。

传闻七峰间，

深处有兰若。

总制曾读书，

勋名如昨也。

灵秀钟不穷，

是在后来者。

诗中之七峰，乃当地人所称的七峰尖，古时七峰尖有正觉寺，又名七峰，只是我不明白，汪乔年为什么到那里去读书呢？古时，去寺庙读书的人大体有两种，一是寒门，能得到寺庙的接济，二是寺庙清静，环境好。那汪乔年属于哪一种呢？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大，为什么呢？这事还得从汪乔年的父亲汪时和说起。

汪时和生六子，六子皆是读书人，是名符其实的书香门第。说其不属寒门，还有另一番道理，欲究其前因后果，得从“桥”说开去。

凡村落之名，皆有其来历，汾口有俗语：“带家不问姓”，郑家姓郑，姜家姓姜，汪家桥自然便是姓汪了，但与其它村不同的是，汪家桥的村名不但体现在一个“家”字上，而是突出在“桥”字上。一条溪流绕村而过，拐一个弯，把大半个村给包围了，从上村头到下村头，估计也就里把路吧，但溪上却架有十二座桥梁，实属罕见。

因为绕汪家桥村而过的这条溪叫龙溪，故古时这里不叫汪家桥村，而叫龙溪村。后来村名的改变，缘于一座位于龙溪的木桥，这座桥便是“汪公桥”，据说是汪乔年的父亲汪时和所建。曾听有人说，汪乔年的父亲是个大善人，常修桥补路做好事，从家乡到城里（狮城），一路建了很多座桥，这样，儿子汪乔年骑马去城里读书就不用过别人的桥了。这话未免夸张了点，但从汪家桥到县治狮城这区区五十里路之间，汪时和家共建了五座桥却是载于旧县志的。这五座桥分别是汪家桥、龙溪桥、威山桥、九门桥和济新桥，其中威山桥是汪时和的五子汪乔迁所建，旧县志是这样记录的：“威山桥，县西五十五里，举人汪乔迁建”。而那座钓璜桥，更是倾注了汪公三代人的心血，旧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钓璜桥，旧名路口桥，俗称九门桥，在县西北十里大路口下。明天启癸亥汪时和建，崇祯间圮，毛广宗修三门。”

修桥补路，行善积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的传统在汪氏家族中被淋漓尽致地演绎，除汪时和的五子汪乔迁建威山桥以外，前文提到的钓璜桥（九门桥）崇祯年间被水冲圮，毛广宗出资修了三门，这毛广宗不是别人，是汪乔年的女婿，汪时和的孙婿。毛广宗是毛家人，是毛际可的族祖父。

话说到这里，足以说明当年汪乔年到正觉寺读书并不是家境贫寒而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能有一个清静、优雅的读书环境。汪乔年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明天启二年（1622年）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一族荣耀。能金榜题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遂安县一共才中了二十名进士。也许是为报答这一方土地对自己的眷顾吧，于是在天启癸亥（1623年），也就是儿子高中的第二年，汪时和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钓璜桥（九门桥）以谢乡梓。

二

关于汪乔年的身世与政绩，历史早有定论，我才疏学浅，不敢妄作评说，只能引用《明史》中关于汪乔年的部分记载，以飨读者。

《明史·汪乔年传》

汪乔年，字岁星，遂安人。崇祯二年，乔年起用为工部郎中，升任青州知府。乔年贫苦自勉，衣食都很简单，去做官，只带两个仆人，不把家属带在身边。他做青州知府时，在官署的廊檐下砌了十多个锅灶，让来打官司的人自己烧饭等候审理，小吏们不敢向他们要一个钱。十四年，朝廷提拔他为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当时李自成已经打下河南，扬言要进入潼关。乔年驱马急速来到商州、洛南，没有见到贼兵。贼兵包围了开封，三边总督傅宗龙也来到陕西，两个人商议抽调兵丁，凑集粮饷，但这时关中的兵丁、粮食早已派用完了，无法用来响应。宗龙、乔年两个人握着手，叹着气分手了。不久，宗龙在项城败亡，乔年流着泪感叹说：“傅先生死去，没有人能平定贼寇了。”过后，皇帝下诏书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管三边军务，接替宗龙。兵部的檄文接连发来，催促他出关作战。当时，关中的精锐部队都在项城灭亡了。乔年说：“部队疲惫了，粮饷又缺乏，让我去抵挡正强大无比的敌人。我一旦出去，便如同用肉去喂老虎。但是我不能不出去一回，来巩固中原地区的民心。”于是召回离散逃亡的士兵，调集边防部队，凑得骑、步兵三万人。

十五年正月，乔年率领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开出潼关。在此之前，临颍被贼兵守着，左良玉打下后进行屠城，全部缴获了贼寇抢劫的东西。自成听说后大为恼怒，放弃开封过来攻打良玉，良玉退守郾城，贼兵围困他们，形势紧急。乔年与各位将领们讨论说：“郾城危在旦夕。如果我们到郾城去救援，贼兵正气势威猛，很难跟他争锋。我听说襄城离郾城只一百二十里，贼兵的老营都在那里。我们舍郾城不打，用精锐兵力去攻打他必然要接应的襄城，贼兵一定撤回兵力救援，那么郾城之围也就解除了。郾城解围之后，我们攻打贼兵的前军，良玉趁机偷袭它的背后，贼兵可以大败。”将领们都说：“好。”乔年于是把步兵、火器留在洛阳，挑选了一万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地前进。

二月二日，乔年进入了襄阳，把人龙、嘉栋、成虎分作三路，驻扎在城东四十里，乔年自己则统率军队驻在襄阳城外。贼兵果然解除对郾城的包围，过来救襄城。贼兵赶到，三个大将都逃了，良玉的救兵又没到，官兵大败。乔年叹气说：“这是我丧命的地方了。”接着就率领步兵一千多人入城守卫。贼兵挖地道填火药攻城，城墙都被打坏了，手下的将吏围着哀求他出去避开贼兵，乔年用脚踹他们的头说：“你们怕死，我不怕死。”十七日，城被攻下，乔年杀死了三个贼兵，自杀未遂，被贼兵俘获了，大骂不止。贼兵把他给分尸了。襄阳人修建祠堂来祭祀他。

三

说到这里，该说一下汪家桥的汪氏家厅（忠烈祠）了。建于明代的汪氏家厅至今保存完好，这座木结构的汪氏家厅，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由门厅、正厅和天井组成，约有半亩面积大小。门楼木雕工艺精湛，门楼额清嘉庆皇帝所赐“勅封忠烈”匾额上的玉玺印章依稀可见。前厅后堂的屋柱上都贴有楹联，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祠堂的楹联往往会反映出一个宗族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我每到一处，必到其村祠堂游览观光，然每每令我失望，所到之处，大多都是时新对联，缺少祠堂作为传统文化的聚集地本应该具有的文化气息。而汪家桥村的汪氏家厅则与众迥然，汪氏家厅的楹联每年除夕前都会除旧换新，由族人书写，但楹联的内容却是数代相传至今，原汁原味，这在其它祠堂是少见的，现撷取几副于下：

门楼联

双峰临北极擎天捧日镇微垣

一剑起南方紫气红霞光太乙

堂号联

孝重显扬冉冉绿袍明彩袖

友期步武森森丹桂映华堂

颂祖联

乡著孝朝著忠先世公卿原有本

家修文边修武后昆将相豈无人

警后联

天地献奇星斗文章山水画

祖宗垂训衣冠礼乐圣贤书

说罢了家厅，接下来说一下六月六“晒圣旨”。

多年以前就听说汪家桥村藏有圣旨了，而真正见到圣旨，却是前几年的事。圣旨为黄色丝质，上绣有祥云瑞鹤的图案，端庄飘逸的字体，犹如浮雕一般，分明是一件瑰丽无比的艺术品，而末端那一枚“敕命之宝”的方印，更让人觉得神密莫测而思绪万千。

这道圣旨是明朝天启皇帝授予汪乔年的，圣旨中对汪乔年的政绩与才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嘉奖。同时，对汪乔年的妻子苏氏和姜氏也给予了嘉奖和诰封，并授予安人称号。

汪家桥村农历六月六“晒圣旨”的仪式自古有之，只是过去和现在“晒”的形式不一样。过去“晒”圣旨只是每年到了农历六月六这一天，便把圣旨象征性地拿出来“晒”一下，且保护森严，外人不得靠近。因此这道圣旨虽然在汪家桥村里“藏”了三百八十多年，一般人却难见其真容。而真正大张旗鼓公开地举行“晒”圣旨的仪式，还是近几年的事。二〇一七年农历六月六这一天，对于汪家桥村来说是既平常又特殊的日子，平常的是，他们往年的这一天也要“晒”圣旨，但今年却不同了，“晒”圣旨的消息一经传出，四乡八邻有很多人都往汪家桥赶。吉时良辰一到，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厅里厅外人头攒动。厅堂之上，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辈请出圣旨和祖先画像，在四位护卫保护下，把祖先画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厅堂之上，然后缓缓展开圣旨，轻轻地平铺在桌子上，接下来，便是祭拜祖先和读圣旨仪式。整个“晒”圣旨过程井然有序，既热闹又不显嘈杂，既庄严隆重又不显枯燥压抑，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撞击，恍若走入了时光隧道。

其实，汪家桥村每年“晒”的不止只是圣旨，还有四件宝贝——一套《论源汪氏宗谱》共二十册、一幅汪氏始祖越国公汪华画像、一幅兵部侍郎汪乔年画像和一幅神秘的挂轴。挂轴丝质，约1.5米×0.35米，画上一老者端坐于古松之下，一脸慈祥地看着童子在炉上煮茶，落款四个字：“调和鼎鼐”。画额首则另有所书：“恭寿大师相岁翁汪老公祖初度。济川洪才，调鼎妙手。清标九重，威震群丑。光透帘闱，春临户牖。三多三台，泰山北斗。年治民王徵顿首拜书。”

因为几百年来这幅画和圣旨享受同样的待遇，藏深闺而不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画的庐山真面目。经仔细辨认后发现，原来，此画是王徵送给汪乔年的生日礼物。王徵何许人也？王徵和汪乔年是明代天启二年同榜进士，汪乔年是二甲第六名，王徵是三甲第二十二名，他金榜题名时，已年届五十二岁。王徵是明代科学家，陕西人，天启、崇祯年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及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

汪乔年曾在陕西任职数年。崇祯十一年，汪乔年经方逢辰推荐，迁陕西右参政。由于政绩突出，崇祯十四年升陕西按察史，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而王徵是陕西人，又和汪乔年是同榜进士，理应尽地主之宜，送一幅画轴作为生日礼物，也是人之常情。从画轴额首所书来看，王徵送画的对象是“岁（星）翁汪老公祖”，说明受画之人确系汪乔年无疑，那么这个“初度”是指汪乔年哪一年的生日呢？画轴上未注明作画的时间。但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付梓的刻本《明汪忠烈公文行录》中却刊载了同一幅画之局部，落款为“崇正庚午”，即公元1630年。汪乔年明万历乙酉闰九月十七午时生，若这样算来，那么，王徵的这幅祝寿图应该是在汪乔年46岁那年生日时送给他的。但也尚存几处疑点，还有待考之。

四

汪乔年家族的谜，远不止一幅画，还有很多，比如说他的故居在哪？

一条龙溪穿汪家桥村中而过，溪边的门墙上，“汪乔年故里”几个黑漆大字遒劲而浑厚。“难道这个弄堂里是汪乔年的故居？”我把这个疑问向陪同我的汪志丰先生提出。“不不”，汪志丰先生否定了我的猜测，并向我解释了这几个字的意思。

汪先生说，以前龙溪以北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一条石板路官道沿溪边而过，经龙门而向开化方向延伸。而溪边门墙上的“汪乔年故里”这几个字，只是为过路人提供信息而已，至于汪乔年的故居，听老辈人传下来说还要往里一点路。说着话的工夫，汪先生便把我带到他说的那个地方。和村里它处一样，这里也是高楼林立，道路平整，全没了旧农村的模样，溪边一只旗杆墩孤零零地摆在那里。“还有一只呢？”我问汪志丰先生，还没等汪先生说话，刚巧有一村民路过，用手指着旁边的一处房基说：“你看，不是在那里吗？”我一看，不远处的房基处果然有部分旗杆墩裸露于地面之上。我当即闪过一个念头，这里就是汪乔年的故居。话说得这么肯定，自有我的道理。

旗杆乃考取功名之人的象征和荣誉，所以，竖立旗杆的地方只有两处，或自家门口，或宗祠门口，有谁愿意把象征荣誉、光宗耀祖的旗杆竖立到别人家的门口呢？而旗杆墩又非轻巧之物而能随便挪移，因此，此处是汪乔年故居的可能性极大。

时光易逝，汪家桥汪氏从婺源辗转而居现址已逾九百余年，汪乔年也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他的功过是非也早有定论，就《明史·汪乔年传》“襄阳人修建祠堂来祭祀他”之记载和清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恩赐他“忠烈”之谥号而言，无论是官品还是人品，汪乔年都给了后人一份满意的答卷。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