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声/口述王品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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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进发西南

1949年9月中旬，那时候我刚从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三纵队六中队出来，被分配到3兵团12军36师师直通信连当文化教员，驻扎在湖北荆州市城内。作为文化教员，我必须担负起部队文化教育的责任，因此在我刚到连队的时候我就去问指导员，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工作？但当时备战、打仗是头等大事，指导员也没能给我一个准数，天天都是练习紧急集合、跑步、武装急行军等基本功。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月1日。那天天还没亮，队伍就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整个师以急行军的方式前往湖北省沙市，和军直2万多人集合在大广场上。直到上午9点多钟，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听闻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许久之后，三兵团副司令、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发布命令：“12军现在向西南进军，出发，前进！”

经过十几分钟的整顿，部队马上出发，渡过长江，一路上经过了石门、公安、张家界、慈利等地。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慈利碰上湘军，在经过猛烈攻击后，直插彭水、酉阳、武隆、秀山。实际上，那时我们打的是追击战，急行军最多的一天一夜要走180里路，如果哪一天只行进了60里路，那已经算得上是“小休息”了。因为高强度的追击，当时好些人在半路上就掉队了，好在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体育运动，强健的体魄让我一直没落下。

还记得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插曲。我们到彭水的时候，原本每个人都携带了一周的口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粮食都提前吃完了。作为解放军，我们不可能拿老百姓的粮食，而且彭水又是刚解放，怎么办？好在当时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大佬财，他家中有不少粮食。部队借用了他家的粮食，并按照要求写下借条，让他之后可以凭此去抵公粮。我们在武隆县城的时候，需要直捣敌人的核心阵地——白马山。翻山要一天多的时间才能越过，我们先在山脚歇息了半天。由于急行军，天天满身是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跳蚤，一抓就一把，衣服也无法清洗。于是我们就在当地洗了个热水澡，把身上的衣裤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当地老百姓恰恰缺少的就是衣服和食盐，为了表示感谢还特意给我们送来了鸡，战友们吃完之后体力大增，当晚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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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入校讲课

白马山爬上爬下将近200里路，我们一天一夜都没停下脚步。部队自此进军重庆一马平川，先经过綦江、南川，直达重庆南岸。10月30日，部队赶到了重庆南岸。当天，野战军直接打过江，师直当晚也过了江。约摸又走了三四十里路，我们来到花龙桥住下。没几个小时天亮后，指导员就叫我带着两个战士去街上贴通告，包括入城公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告等。我们几个走了一圈，发现重庆比一般的小县城还要小，完全弄不明白重庆市的布局。

天亮以后，我回到连部，看到很多女学生围着指导员。走上前才知道，她们是想请指导员去学校作报告。指导员是个山西人，连连推脱不会讲，一转眼看到了我，像是找到了救星：“这是我们的大知识分子，让他来给你们讲一讲。”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跟随两个通信员一起去作宣讲。到了学校大门口，才看到校牌上写着——重庆市女子师范学院。

我们进了学校大礼堂，发现台下已经坐满了人，估摸着至少有上千人。主持人将我领到台上，没想到台下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接连抛来，“你们是天兵天将吗？”“怎么来到我们重庆的？”……我照实跟学生们解释：“我们不是天兵天将，我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三兵团。”她们听成3个兵团，事实上也是三个兵团，我便没有回答她们这个问题。

“30天3000多里地，怎么走得来？”学生们将信将疑，我很平静地介绍说：“我们从湖北荆州，一路徒步过来，一天100里是常态，180里也是常有的事。我们是追击战，我们用双腿追上了蒋介石他们的车子。”学生们惊呼起来：“一天100里！还说不是天兵天将？”我趁机从这个话题切入，开始了这次宣讲。我顺手拿出了前面上街张贴过的三份布告，结合自己笔记本关于《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部分章节内容进行讲解。台下的学生一边认真听，一边又提出了不少问题，因为我无法全部解答，只能跟她们说，以后多看看毛主席的原文就行。

几个小时过去，主持人看到我满头大汗的样子，适时地叫停，最后，我跟两名战士以《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走，跟着毛泽东走》两首歌结束了当天的宣讲。

我只是一名高中生，有机会到大学里给全校师生宣讲，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经历。

3

整编俘虏中队

当天晚上后半夜，部队向成都出发，经过几天的追击，到了成都东南面，“包而不攻”围住了成都。等到贺龙部队到来，我们才撤出成都包围圈，在成都外围攻打增援的部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两个兵团和国民党军政部的部队。这时，有不少国民党部队成军成师地起义，也有部分投降的。当时由于俘获了很多敌人，因此我被抽调到师政治部敌工科，一边让我去登记国民党的俘虏军官，一边随队伍向重庆方向撤退。

在撤退过程中，针对国民党俘虏，我们是有政策的，像年轻点的士兵们有意愿参加解放军的可以当场入伍，年纪大的无意参加解放军的发放路费遣散。对于中尉以上的，一般都登记入册，进行编队。中途遇到有不少想逃跑的俘虏，被机枪扫射了一次，从此都老实多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只要到了指定的地方，我们会将大家妥善处理，稳定了他们的情绪。

在俘虏登记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有五六个将军少将级别的军官，还有不少校级军官。等部队到了重庆市青木关，我们将俘虏整编成3个中队，当时被叫作“36师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第一和第三中队都是尉级军官，第二中队为将校军官。此外还把国民党的随军家属编成“太太队”，方贞祥是队长，他跟我一样也是淳安人，他们队住在重庆市音乐学院。我在第二中队，二中队住在山坡上的一所小学里。少校以上的都在第二中队，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当时被任命为第二中队的副中队长，队长由敌工科的干事兼任，他到过中队一两次之后就没再来过，也就是说这个中队主要由我在进行管理。

当时山坡上的那所小学里，我和站岗的武装班睡在一起。有时候敌工科和宣传科长会来训训话，平时去帮忙运粮食，我基本上是早上出操、晚上点名、参加讨论课等事。过了四五天时间，重庆市军管会来了三辆小车，直接开到我队门口，上来几个人把两名中校军官带走。当时队伍中就有国民党的军官议论，有的讲这是宋司令，也有的说是个中将军长某某某。我感到好奇，就到大队部问我们的队长：“队长，这俩到底是什么人？”“大鱼呗，带走两人是接军营通知，到底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议论你不要管就是了。”队长神秘地答道。

十多天后，中队里有一个璧山军分区上校司令到我办公室里来，他说他太太和两个女儿都来青木关了，想邀请我一起去街上“打牙祭”。我一听就很生气，直接让他滚！因为“打牙祭”在南方方言里和“打野鸡”差不多，就是“嫖”的意思。随后办公室里的通信员跟我说：“队长，你可能误解了，他是想请你吃个饭，跟你请个假。”我得知后，马上让通信员把他喊回来：“你请假就请假，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嘛？晚上点名前回来就行。”他点头答应。

一个多月后，临近春节，这支队伍由重庆公检接走了。在文革后期，我参与12军36师军师战史编写组的时候，看到二野的战史上写着，宋希濂被12军俘获并化装成中校……我才想起，当时他们提到的“宋司令”就是宋希濂。

4

任职女生大队

俘虏军官队伍解散后，我回到连队，把进军途中的情况写成简要材料呈给上级。后又接到队伍通知，叫我回到合川，就是原来的军大六中队。到了合川，那时正按上级部署，在部队知识青年首次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包括我在内的从部队锻炼回来的这十来个人，第一批加入了青年团（后来改为“共青团”），还参加了隆重的宣誓典礼。以后每次调动，都要带上这个组织的介绍信。

春节之后，大批大学生、高中学生参军来到重庆合川，我被抽调到女生大队第五中队当区队长。这是一个新鲜事，男生去女生大队当区队长，但只能接受任命。在女生队伍中当区队长有个规定，不能进宿舍久坐，要注意形象，有事站在门外说清楚就行。一个区队4个班，共有四五十个人。

好在时间不长，两个月后，也就是4月初，上面来了通知，将五、六两个女生中队划给18军，后来才知道这是去攻打西藏的队伍。我很担心被一同抽调去，好在最终女生都走了，只留下我们几个区队长，最后又回到了六中队。后来有件事我还记忆犹新。1955年10月中旬，刚刚获授中尉军衔的我，与队里另外一名战友在街上逛，从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阶梯走下来的时候，碰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子，她叫了我一声“王区队长”。原来这是我带过的女生中队的一个班长，是重庆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还是我当初提议她当的班长。这次碰面也真是意外，当时她说是从西藏跟首长来北京出差，又问我在北京哪里工作，我说在北京测绘学院学习，是补课，也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950年4月底，12军成立参谋训练队，我从六中队被调到这支队伍中学习，地点是在北碚原复旦大学湘辉学院旧址，从此开启了另一段军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