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燕敏

　　一

　　在我小的时候，千岛湖不叫千岛湖，而叫新安江。那时候，李家坞离新安江很近，近到只隔着一条马路。那时候，在老百姓的嘴里，李家坞还有一个令人生厌的别名——监狱。或许正因为这样，那时候每当有人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时，我会先说，李家坞。接着再说，李家坞离新安江很近。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李家坞就李家坞呗，干嘛还要扯上新安江呢？后来想想，还是与“监狱”有关。连我自己都对“监狱”抱有十二分的讨厌，可想而知，别人同样讨厌。新安江就不一样了，不仅名字听上去敞亮，而且还是一条人人喜欢的河流，能够与它比邻而居，谁都认为是件幸事。所以，我把新安江带上，也等于给李家坞添了一层光彩。

　　李家坞成为监狱的代名词，自然有它的出处。那时，它除了是淳安县看守所的所在地，也是排岭镇（现千岛湖镇）派出所的所在地，同时还是淳安县武警中队的驻扎地。有着这三个壁垒森严的特别单位，李家坞何止是名气大，简直威震四方。

　　难怪那个时候，只要有人打架斗殴或者小偷小摸，抓他们的人不说去派出所，张口就说去“李家坞”。甚至一些大人在训斥做了错事的孩子时，也会措辞严厉地批评：小时候不学好，长大了就得去李家坞！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心里的感觉总不是滋味，毕竟我家就住在李家坞啊。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问过大人，干嘛要把李家坞与监狱混为一谈？大人们的解释五花八门，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听上去都有道理。

　　令人欣慰的是，李家坞除了驻扎监狱，还离新安江近。只隔着一条马路的新安江，每逢涨大水，靠在我家的窗户上，都能听到江里的滚滚水浪声呢。那水浪声大得惊人，在风的推动下，不停地向李家坞刮来，带着湿漉漉的呼叫，排山倒海般，雷霆万丈般，貌似所有的波浪都被裹挟着，向李家坞扑来。然而，一条马路就是铜墙铁壁。即使整个夜晚，狂风和浪涛都在作乱，但也只是在李家坞的马路那边狐假虎威地荡过来荡过去，仅此而已。

　　那时的李家坞人，多半是平民百姓，实打实的生活，少有诗情画意。他们常说，过日子就是过日子，哪里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事。在他们的眼里，实惠才是最重要的。

　　离新安江近，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方便洗洗涮涮。所以李家坞人，但凡家里要洗涮的东西，他们宁可一股脑地拿到江边去，也很少用家门口的水。可李家坞一点都不缺水啊，和镇上其他几个居民区相比，光水井就有两口。何况这两口井都不小，依我看，就是供整个镇上的人用水，也绰绰有余了。

　　除了井水，还有从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针对泉水，李家坞人脑洞大开，他们在泉眼下挖沟砌墙，让涓涓细流蓄成了一个个大水池。如此一来，不光有井水用，就连泉水也尽着人用。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可李家坞人就偏不知足，硬说井水洗衣服没有江水洗衣服痛快，现存的新安江摆在哪，干嘛还要费力吧唧地一桶桶打井水？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李家坞人去江边洗衣物的热情，完全和战争电影里乡亲们支前援仗的热情，如出一辙。提篮子、挑担子，手推车、自行车，大包小包，浩浩荡荡。那幅热闹的景象，堪称大场面。就算后来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李家坞人还会去江边洗衣物，好像已经成了习惯，热情始终不减。

　　尤其在夏天，光景数江边独好。这个时候不管是妈妈洗衣服，还是别人洗衣服，我哪怕死皮赖脸也要跟着去了。那会儿，我们管游泳叫玩水。一句去不去玩水？引来遍地应答声。但只要大人在，深水区我们是不敢过去的，只能在浅水区，胡乱拍水花。浅水区固然安全，可水面上那些不清不楚的漂浮物，怎么看怎么闹心，你又不能无视，只得漂来一拨拍打一拨，玩水的精力就这么被消耗了。

　　傍晚时分，大船小船都靠了岸。货船卸货，客船上人，人欢马跃的情景，看似美好。然而，美好旋即被玷污。那些貌似特别爱干净的船老大们，为了早点回家，都在争分夺秒打扫船舱。他们以为船舱干净了，一切就干净了，恰恰想不到，江水却脏了。他们往江里泼污水、丢纸屑，还在江里洗拖把、涮器具，那些垃圾像一片片“牛皮廯”粘在了水波粼粼的江面上。这时候，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肮脏的“牛皮廯”，一下子堆砌在浅水区，包围住了我们。大惊失色之下，顾不得讨厌与愤懑，纷纷向深水区逃去。想不到的是，这些腌臜的“牛皮廯”又在水波的推动下，快速漂向深水区，不依不饶地缠上了我们。看着渐渐沉入水中的“牛皮廯”，我们的心情也随着它们的沉落阴郁起来。

　　二

　　虽说日日与新安江相伴，但对它的来龙去脉，我一概不知。直到我家楼下搬来了一位李姓师傅，有关新安江的故事，才慢慢从他那里得知。

　　李师傅，安徽泾县人。大个子，黑皮肤，一双眼睛宛如铜铃，尤其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瞪，简直比牛眼睛还大。给人的第一印象，实在不讨喜，甚至有些凶煞。幸好他的性格随和，又特别爱笑，一丁点的笑料，都能让他笑得地动山摇。我们还从没有见过笑点这么低的人，不免对他产生好奇，并把他当成外来的奇人，时时刻刻关注他。

　　他却非常享受我们的关注，并十分愿意和我们互动。热情助人、豪爽大方，一系列的友善举动，逐一弥补了他外表的不足。搬来没多久，就和左邻右舍打成了一片。

　　李师傅的主业是码头装卸工，而他的副业则是个修理工。李家坞人说他，大到汽车轮胎，小到一支钢笔，没有他不能修的东西。他那双蒲扇般的大手，仿佛有股磁力，能把那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吸成一堆，揉成一团，再拆解、再组合。这种不可思议，当然赢得了许多赞叹。人们在赞叹之余发出无限感慨的疑问，像似问别人也像似问自己：李师傅的那双手，怎么捏得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呢？一个人问，众人也齐声问，好像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实，等同于天方夜谭。因为按照惯性思维，灵巧应当与纤细匹配，可李师傅的大手怎么能与螺丝钉相配呢？一时间，人们的浮想联翩，漫过了整个李家坞。

　　沿着奇异的想象，我们向李师傅靠近。尽管理由不十分明确，但他的亲和力，着实迷人。他的口袋里随时随刻都有糖果，你只要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一准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变戏法样递到你的面前。那可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肚子吃饱才是王道，至于馋嘴零食，平日里则是少之又少，而那些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纸裹成的糖果，更当是零食里的奢侈品了。诱人的糖果，不仅甜蜜，还有巨大的杀伤力，我们就像一群花果山的小猴子自愿爬上如来佛的大手掌，在李师傅的糖果面前做了俘虏。从一开始怕他讨厌他，到最后围着他转，李师傅不费吹灰之力。

　　糖果的确诱人，但一旦吃完了，甜蜜散发了，吸引力也就淡化了。说到底，李师傅吸引我们的地方，还是他会讲故事，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理由。他讲的故事光怪陆离，既魔幻又惊险，只要开了头，我们的胃口就被吊了起来。而他偏偏故弄玄虚，讲到关键的时候卡了壳，急得我们是挠心抓肺，连上课都在想李师傅的故事进程。

　　有一个学期，我们刚学过皖南事变的课文，自然对新四军和战争故事充满好奇。李师傅刚巧听我们几个小学生在谈论课文，就随口说了句，当年新四军的总部就在他的老家，他的一些父辈也都参加过新四军。李师傅的随口一说，却让我们目瞪口呆。大家的眼光，一下子聚集到了李师傅的身上，硬生生把他原本就高大的身躯，照成了英雄伟岸。那一刻，谁也想不到，课文里的新四军，居然和李师傅扯上了关联。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缠绕在李师傅的故事里，缅怀新四军。

　　李师傅年纪一大把了，可还是一个人住。饭菜自己烧，衣服自己洗，就连打酱油也自己去。那个时候，每家每户的酱油多半由小孩子打，很少见大人去打酱油。问他老婆呢？他说在老家。问他小孩呢？他说也在老家。问他怎么从老家来的？他说坐船沿新安江来的。对于他的回答，我们绝对相信。干嘛不信？这么会讲故事的李师傅，就不应该是一个撒谎的人。

　　他的房间处于一楼过道的最角落，看似隐秘，其实一点不隐秘。只要他在家，房间门从来不关。屋子里犹如杂货铺，大物件上摞着小物件，小物件挂在大物件上，给人以满仓满谷的感觉。不过，这些东西，看上去稀奇古怪，赶上了江洋大盗的藏宝地。比如会报时的挂钟，比如会唱戏的收音机，再比如吸一口会咕噜咕噜响的水烟枪。这些东西，我们很少见过，也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收罗来的，但不管新旧，谁都有占为己有的心。好在无论是心痒痒，还是手痒痒，我们对李师傅的东西都贸然不敢伸手。哪怕他进进出出不关门、不锁门，哪怕他干活时不抬头、不扭头，他屋里的东西，我们也只看不动。

　　他下班回来，和别人不一样。不是忙着烧饭炒菜，而是先修理东西。他常说，反正一个人，吃饭不差那么一会。基于他的时间效率，他的修理效率也相当惊人，谁家东西坏了，只要进了他的屋里，不出一天就恢复“元气”。我妈妈就让他修过钢笔，半个小时他就给送家来了。看到妈妈惊喜的表情，他咧开大嘴笑。一笑，那双铜铃般的圆眼睛，忽地变长了。

　　晚饭后，李师傅要闲一会。抓住他闲的时机，我们央求他讲故事。他不光讲战斗故事，也讲历史故事和鬼故事。他讲新安江的前世今生，讲在安徽的源头，新安江水更清更亮。他说沿着新安江流域，安徽人一路做生意，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些人留下来……这个地方的经济，也会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发展起来。新安江在他的讲述下，娓娓动人，并带着水波的浪涌，湿润了我们的心田。

　　徽商一词，我就是从李师傅那里听来的。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写作文，我把徽商的故事写了进去，没想到老师把作文拿到全校大会上去读。因了这篇作文，我有幸成了学校的名人。

　　李师傅对新安江是真的有感情。他把新安江比喻成一条船，说安徽和淳安的关系，好比船头和船尾的关系。“共饮一江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李师傅每次讲到新安江，都会用这句感人的话，作为结束语。想来，这句感人的话，当时的李师傅不会刻意，不过是无心插柳之举，但留下的余温，意味深长。要不然，过了这么多年，这句感人的话，我怎么还能记得？

　　相比李家坞人的清贫，李师傅算得上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他除了本职工作的一份工资，业余时的修理，也为他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尽管大部分的修理，他都是在做义务工，但慕名找上门来修理的人，并不会让他吃大亏。那时候不兴买房买车，但他是小镇上屈指可数的拥有自行车的人。上班下班，出出进进，他的自行车骑得那叫一个豪放，轰隆隆、呼啦啦，黑旋风的架势，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还戴手表呢，那双干装卸、做修理的污渍麻黑的手，却戴着一块精致的明晃晃的手表。据说，李家坞所有看向那块手表的眼睛，除了羡慕，更有嫉妒的成份。

　　好在李师傅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照样遇人就笑，见人就打招呼，大嗓门说话，愉快干活，一顿老酒喝到关灯睡觉，然后心满意足地打起了呼噜。

　　一年秋末，李师傅生病住院，说是肚子里长了一个瘤，要开刀动手术。邻居们在居委会主任杨大妈的组织下，每家轮流给李师傅做饭送饭。住了几天医院，李师傅的病始终不见好转，邻居们也急了，就对杨大妈说，写信叫他老婆来吧，万一有个长短，大家都好交代。

　　写信的任务，派给了我妈妈。可我妈妈写好了信，不知道李师傅老家的确切地址，就亲自跑了一趟医院。从医院回来，我妈妈神色暗淡，她对杨大妈说，李师傅老家没亲人了，他是一个鳏夫。

　　杨大妈没听明白，忙问什么叫鳏夫？我妈妈说，死了老婆的男人叫鳏夫。

　　三

　　李家坞的能人不少，派出所何指导员绝对算一个。他的大名我忘了，但他的相貌我依稀记得。瘦长脸，单眼皮，两道眉毛长而黑。让人惊讶的是他的皮肤，竟然比一些女人还白。他的五官又偏清秀，如此一来，一个行伍出身的大男人反倒给人一种温雅秀气的感觉。

　　这样的男人，小城镇不多见。听李家坞的老人说，自打1949年，何指导员从山东南下来到淳安，他就是人堆里最显眼的一位。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身份当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抛头露脸的机会多，台上作报告的机会多，就连在台下讲道理，也是他讲别人听。可想而知，那些聚焦在他身上的目光，是多么深情和热烈啊。由此便可以推断，何指导员在李家坞的威望有多大。

　　派出所在李家坞，可谓一方宝地两壁江山。共拥有一片山谷，共拥有一条马路，这边喊一声，那边听得真切，仿佛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共通的情感。所以说何指导员熟悉李家坞人，那么李家坞人对何指导员怎么可能陌生呢？

　　人都有软肋，十全十美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就拿既有相貌又有影响力的何指导员来说，他的文化水平就是他的软肋。他作报告，常常信口开河。孔夫子明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他偏说是三国刘备的军师，还把桃园三结义说成了梨园三结义。这种笑话，他从来不当一回事。别人提醒他错了时，他反而嘴角一扬，差不多，差不多。张冠李戴的事时常发生，不会念的字就念半边，还大言不惭地说，念字念半边，八九不离十。于是大家私下议论，说这样的文化水平，顶多小学三年级。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李家坞人很少传八卦，也不敢随便下结论。确实是何指导员每次作忆苦思甜报告，总说从小受地主老财剥削，没饭吃，没学上，十二三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此看来，推测他小学三年级其实还是高估的。倒是他那天生的口才，信服了许多人。作报告，他几乎不用讲稿，张口就来，可以滔滔不绝讲一个多小时，中间还不带休息。毕竟这种鲜少的过人之处，一般人身上找不到。这样一来，李家坞人在啧啧称奇中，对他的文化程度也就不再纠结了。 

　　何指导员的本色在艰苦朴素，一年四季，他只穿公安制服，冬天穿厚制服，夏天穿单制服，一双军绿解放鞋非要穿到磨破了底，露出了脚趾，才会换双新的。按理说，公安制服上身，即便不那么英武，也有三分挺括。可惜，何指导员的肩膀不挺括，天生溜肩，撑不起英武，松垮间不免显出了一丝疲沓。何指导员似乎清楚自己的缺陷，为弥补整体形象的美感，他在上衣口袋里非常隆重地插上了一支钢笔。

　　官帽不大的派出所指导员，在平民百姓的眼里也是权力的象征。好在何指导员从不滥用责权，他的所作所为一次次感动了李家坞人。有一年初冬，何指导员从乡下派出所带来一个小偷，说是偷了生产队的财产。回到派出所，天色已晚，他把小偷交给值班小民警后就回家了。而这位民警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小偷拷在窗户的铁栏上，窗户不高不低，但不能躺也不能坐，只能蹲。那天晚上下起了冬雨，窗户半开着，寒风呼呼，小偷抖瑟着身子直到天亮。第二天，何指导员发现小偷脸色发青，手腕红肿，一问才知道一个晚上都被拷在窗户上，顿时雷霆大发，赶紧叫人把小偷带到医院去检查。从医院回来，小民警以为事情过去了，满不在乎地又推了小偷一把。这让何指导员无比愤慨，连着几天大会小会批评，直到小民警做出了深刻检查才算完事。但这件事情所引发的效应是一连串的，整个公安部门都起了波澜。当然，指责何指导员小题大做的人不是没有，但李家坞人一个个向何指导员竖起了大拇指。

　　何指导员的美德，小孩子无法感知，他们连玩耍都来不及，放暑假了，新安江的水正吸引着他们。那时没有暑期班，作业也不多，“玩”成了孩子们的头等大事。午饭一过，大人们开始午睡了，这个时候，一扇扇的门后闪出一个个小身影，争先恐后地往江边奔。从中午十二点多，一直到下午吃晚饭，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无所顾忌地在新安江里翻腾、跳跃、打水仗。可以说，整个暑假我们都是在新安江里，跟水玩耍，与水为伴。哪怕是遇到了最危险的事，也只是消停几天，阴云散去，照样往新安江里跳。

　　有一天，我们正在水里扑腾得忘乎所以，一个叫小宝的男孩忽然脚抽筋，沉入了水底。大家都玩得尽兴，根本没注意到小宝的消失，等发现后，我们才知大祸临头！于是，叫人的叫人，救人的救人，喊声哭声一片……何指导员闻讯赶来，他跑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大帮人，他们连衣服都没脱，就往水里跳。何指导员一会钻进水里，一会又冒出头，不住问大家，找着没有？究竟是溺水时间太长了，小宝被捞上岸时已经没气了。但何指导员不愿放弃，他给小宝做人工呼吸，把小宝倒提起来拍打……那一刻他就像个没了主意的人，手脚忙乱，神情凄凉。

　　小宝安葬后，何指导员召集李家坞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开会，强调又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他说了句让我至今想起都要流泪的话：小宝再也不能和你们一起长大了。

　　在李家坞的那几年，我其实很少有机会和何指导员说上话，只是看着他的头发从黑色的多变成了白色的多。但只要何指导员和你说话了，开口时，他的眼睛定会看住你不放，好像要牢牢把你记住。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叫全了我们的名字。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