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淳安之地，山水灵杰，这一方土地上，自古崇尚“耕读传家”之风。在这山水之间，有十八座书院端坐在历史深处，那朗朗书声所折射的智慧之光、文化之韵，依然能烛照当下。本报“淳周刊”栏目，将跟随《淳安书院》的记叙，和大家一起走入淳安历史的腹地，一起去看见淳安人的胸襟。

　　（一）

　　淳安原为山越之地，告别蛮荒和愚昧，开启文明的进程，亟须觉醒者的倡导和引领。蔗山北麓的上贵寺中，方昊在此创建的上贵精舍，算得上淳安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上贵精舍的创建，犹如在干旱的土地上洒下的一阵甘霖，催生了萌芽的种子与潜藏的共识；无论是朦胧的需求，还是焦虑的渴盼，都在那一刻得到彻底的释放。此后，宋元明清四朝，淳安的书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淳安（遂安）境内大小书院共有五十余座。其中光绪《淳安县志》记载有约二十五处，万历、民国《遂安县志》记载的有四处。其余散见于林林总总的家谱之中，称呼也不尽相同，诸如书院、书馆、书屋、书舍、书堂、精舍、精庐等等。准确的数字难以统计，我梳理了一下，县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大约有五十个姓氏，二百余套宗谱；而据《淳安姓氏》一书所录，县域内大小姓氏却达二百七十余个。我本人掌握的书院数量，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状况。

　　（二）

　　五季横流欲障天，先生雅志寄林泉。

　　啸吟独抱济时略，高尚甘为遁世贤。

　　奕叶簪缨他有耀，微时耒耜我相传。

　　何年得见归来鹤，暂假风翰逐老仙。

　　这是方一夔写他先祖方昊的《静乐先生祠堂》一诗。诗中对静乐先生寄志林泉的高蹈之情发出由衷赞赏。

　　五季是指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方昊面临这样的乱世，啸吟寄志林泉，甘愿做个隐世的贤人。方家累世都是高官显宦，方昊隐居岩谷期间，曾受吴越王钱氏聘请，可他不为所动，一边耕种于南亩，一边诗书传家。

　　方一夔笔下的“静乐先生”，名方昊，字大初，号静乐。唐末时避乱弃官，隐居青溪（今淳安）常乐乡（今左口乡）上贵里，因家居富山下，世称“静乐公派”。昊公长子名祁，徙邑治东郭之高坊，后分高坊、石峡、茶园之派；次子名鄯，择居富山，此富山方姓之由来。 

　　唐朝灭亡后，吴越王数次遣使敦请，方昊始终不往。他聚徒讲学于上贵寺，并筑上贵精舍，终其身，葬上贵寺前。乡人称之为静乐先生。宋雍熙四年（987），其孙邦远在方昊讲道之所建静乐院，岁度僧人，为方昊奉祀典。宋咸淳八年（1272），度宗皇帝下诏求历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并要求州县进行祭祀。当时的淳安知县应与权，在上贵寺建造佛庐（佛寺），居中辟为静乐先生祠，祭祀方昊。明成化十二年（1476），方昊裔孙文杰重建静乐先生祠。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上贵寺犹存。 

　　历史上，淳安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但境内书院林立，学风醇厚，书声琅琅。这是一个地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原动力和魅力所在，更是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书院属于私学性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学术生态模式。与思想僵化的官学相比，书院的学术氛围更宽松，更适合孕育新的学术思潮，成为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播的中坚力量。书院扩展和延伸的直接受益者多为普通民众，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从而使书院更具活力以及人文精神。 

　　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的方昊，放弃了吴越王钱镠的聘请，放弃了繁华的都城，选择了蛰居常乐一乡，选择了教书育人的事业。按照世俗的眼光，方昊理应属于门阀士族、名门望族，而他从事的偏偏是平民士绅承担的一份责任——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历史责任。

　　（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人刘禹锡的诗，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燕子都能感觉世事变迁的气息，方昊岂能不知繁华如同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贵精舍的出现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有文化土壤和人文基础。蔗山北麓的上贵寺中，除了晨钟暮鼓和木鱼佛号，还夹杂着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一时在常乐乡引为奇谈。 

　　十里八乡的人纷纷云集而来，一颗颗读书的种子在此萌芽，一个个灵魂的重塑在此完成，上贵精舍成为淳安文化星火发祥地，成为求学者的精神家园。从此，他们下山以后，人生的旅途不再孤独。

　　三百多年后，石峡派一脉的方逢振（状元方逢辰弟弟）撰有《静乐先生祠堂碑》，内云： 

　　淳安常乐乡上贵寺静乐祠堂者，唐处士静乐先生方公聚徒授业之所也。先生生于唐末，以节义自高。唐亡，耻非所事，持峻行不屈。五代之吴越钱氏招之不往，遁于深山，读书讲道以终老焉。昔宋咸淳，明堂诏书求历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令州县岁时祭祠。时知县事承议郎应应偶（应与权）发钱一千缗，下本寺助造佛庐，就其中为先生祠，从众请也。越数年，国家更代，宇宙且运而往，独前代名人遗迹不许废坠，先生之祠如故。呜呼!先生之道，与天地相为久长，岂特若子若孙世守之，邦人士闻先生之风凛凛如生，亦足以为劝。

　　推算开来，方逢振为方昊十三世孙，他是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宋亡归隐于石峡书院，讲学终身，学者称山房先生。山房先生和他哥哥方逢辰一样，从官场上退隐到书院，讲学于课堂，承继了先祖的流风遗韵，文化基因的图谱开始显现。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水的清澈，不是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尽管历经十三世传承，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教育事业，在淳安这片土地上深耕细作，浇灌园圃，期待桃李满枝。

　　方逢振文中提到，知县应与权顺应民意，拨款上贵寺建造佛寺的同时，修建了静乐先生祠堂，岁岁奉祀先生，为的是“前代名人遗迹不许废坠”，与天地相为久长。 

　　明代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的黄隆，曾有诗赞方昊曰： 

　　伊人尚节义，隐迹居禅宫。

　　门徒侍函丈，如在春风中。

　　物故已云远，人尚怀高踪。

　　祀典固弗替，遗泽还隆隆。

　　黄隆，字自立，润玉子，号南谷，宁波鄞县人。黄隆说方昊有节操和义行，隐居于上贵寺中。那些弟子们听他传道授业，如沐春风。尽管他距离明代五六百年，已经很是邈远，但人们还在怀念他高尚的言行事迹。每年春秋两季祭祀他，方昊留下的深厚德泽，淳安百姓至今还在受益。

　　据嘉靖《淳安县志》载：“（蔗山）山分八面，水注十派，上有平地二顷，昔有人植蔗于此故名。”蔗山周边大大小小村庄星罗棋布，分布着两百多个自然村，姓氏各异。以往我查阅宗谱，看到的书院皆为私塾，内云“课宗戚子弟”而教之。而方昊实施的则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他不分宗族内外弟子，一律平等视之。方昊从富山隐居到蔗山，这里并非他的祖居之地，方姓子弟只是众多学子中的少数，不占优势，但方氏后裔中仍然人才辈出，宋元明清，代不乏人。 

　　宋中书舍人胡安国，在其《唐隐士静乐先生传》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对方昊赞赏有加。说他就像商代的伊尹和傅说一样，又把他比作周成王时期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安贫乐道，品德高尚：“土人化之，俗尚敦朴，士有操守”，使本地山民接受教化，民风民俗因此变得敦朴，读书人也很有操守。在他的带领和熏陶之下，贪婪之辈都能够学会廉洁，怯弱之徒能够自立。他用自己高尚的品行，感化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或事物，大有功于名教。胡安国甚至说方昊是“当代之伟人，万夫之先觉”。 

　　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言传身教是他们的本分，也是教育的秘诀。“教化之功”是他们苦苦企盼的，但能否到达预想的彼岸？成效与否不由他们预判。这正是他们的痛苦之处。因为人性之善变，人性也最复杂；所以，让他们倍感欣慰的莫过于培养出优秀的弟子，把承继的美好能量传递给全社会。

　　在方氏后裔中表现突出的有方逢辰、方逢振、方汉、方道睿、方淹、方中、方天雨、方嗣蕃等。 

　　方逢辰，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状元。在官场上几起几落，兜兜转转近二十年，最终选择隐居石峡书院，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方逢辰平生坚持“以笃行为修己之要”，读书有法，劝诫有条。归隐石峡书院之前，他还在吴中和靖书堂、金华婺州书堂、东阳义学、江西鄱江书堂、东湖书院、宗濂书院等地，利用公暇讲学治学，是南宋著名教育家，人称“蛟峰先生”。 

　　方逢振，方逢辰仲弟，字君玉，号山房，宋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历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宋亡，公退隐于家。元世祖诏御史程文海起为淮西北道按察佥事，辞不赴，聚徒讲学于石峡书院，出任石峡书院山长，学者称“山房先生”。

　　（四）

　　蔗山文气氤氲、文风浩荡；蔗山的历史根脉，则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蔗山脚下的进贤村高祭台，属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衔接遗址。1957年，新安江考古队在此试掘，面积181平方米。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层，共出土石器162件，铜器2件及大量陶片。上下文化层所包含石器的形式与种类大体相同。遗址中还发现有柄曲刃铜刀与铜口锛各一件；另有青铜器氧化腐蚀的铜粒，表明进贤遗址已进入石器、青铜并用时代。

　　已故考古学家，省考古所原研究馆员牟永抗先生，是当时新安江考古队的年轻队员。他退休之后，我曾经就水下古城和进贤遗址相关问题，多次向他请教。牟老师说，抢救性发掘了淳安古城内二十多座汉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墓葬内陪葬品较少，比邻县建德汉墓中陪葬品还要少。据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当时淳安的经济状况不佳。这便是我前文中所说，“历史上，淳安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的依据。 

　　2018年，县委宣传部联合《钱江晚报》，推出了关于新安文化的系列文章，我是审稿人之一。每篇文章见报之前，我们都要审看一遍，看是否有“硬伤”。钱报记者都是一些年轻姑娘和小伙子，记得有一天晚饭时间，我接到一个自称是栏目组负责人的电话，她说：明天准备刊发的文章中，有提到“进贤文化”这个用词，不知是否妥当？我明确告诉她，这个提法不合适，应改为“进贤遗址”较妥。电话那头的年轻姑娘，语气有些较真儿，追问我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碗筷，细述其中的缘由。 

　　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概念，如新安文化、淳安文化、睦州文化等，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住遗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为“某某文化”。由于它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是墓葬中，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区分开来。 

　　当年，新安江考古队只是对进贤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未与同类遗址进行比对分析。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考古发掘报告。“进贤文化”由于缺乏考古实证，没有与其他文化类型作比较区分，也没有在考古学上达成某种共识。所以，称之为“进贤遗址”较为合适。栏目负责人听完我的话，当即表示认同，把原来那篇文章推倒重来。 

　　不错。从上贵精舍到石峡书院，时间跨越了三百多年；从方昊到方逢辰、方逢振，历经世系十三代；从簪缨世家到教育世家，可否算是华丽转身？ 

　　还是留待读者诸君评说吧。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