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新办[2005]20号 浙ICP备05073341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杭工商淳广许2004001号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镜像 网络广告 0571-64831301
杭州网・千岛湖网 网络支持:杭州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鲍艺敏
淳安之地,山水灵杰,这一方土地上,自古崇尚“耕读传家”之风。在这山水之间,有十八座书院端坐在历史深处,那朗朗书声所折射的智慧之光、文化之韵,依然能烛照当下。本报“淳周刊”栏目,将跟随《淳安书院》的记叙,和大家一起走入淳安历史的腹地,一起去看见淳安人的胸襟。
(一)
淳安原为山越之地,告别蛮荒和愚昧,开启文明的进程,亟须觉醒者的倡导和引领。蔗山北麓的上贵寺中,方昊在此创建的上贵精舍,算得上淳安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上贵精舍的创建,犹如在干旱的土地上洒下的一阵甘霖,催生了萌芽的种子与潜藏的共识;无论是朦胧的需求,还是焦虑的渴盼,都在那一刻得到彻底的释放。此后,宋元明清四朝,淳安的书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淳安(遂安)境内大小书院共有五十余座。其中光绪《淳安县志》记载有约二十五处,万历、民国《遂安县志》记载的有四处。其余散见于林林总总的家谱之中,称呼也不尽相同,诸如书院、书馆、书屋、书舍、书堂、精舍、精庐等等。准确的数字难以统计,我梳理了一下,县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大约有五十个姓氏,二百余套宗谱;而据《淳安姓氏》一书所录,县域内大小姓氏却达二百七十余个。我本人掌握的书院数量,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状况。
(二)
五季横流欲障天,先生雅志寄林泉。
啸吟独抱济时略,高尚甘为遁世贤。
奕叶簪缨他有耀,微时耒耜我相传。
何年得见归来鹤,暂假风翰逐老仙。
这是方一夔写他先祖方昊的《静乐先生祠堂》一诗。诗中对静乐先生寄志林泉的高蹈之情发出由衷赞赏。
五季是指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方昊面临这样的乱世,啸吟寄志林泉,甘愿做个隐世的贤人。方家累世都是高官显宦,方昊隐居岩谷期间,曾受吴越王钱氏聘请,可他不为所动,一边耕种于南亩,一边诗书传家。
方一夔笔下的“静乐先生”,名方昊,字大初,号静乐。唐末时避乱弃官,隐居青溪(今淳安)常乐乡(今左口乡)上贵里,因家居富山下,世称“静乐公派”。昊公长子名祁,徙邑治东郭之高坊,后分高坊、石峡、茶园之派;次子名鄯,择居富山,此富山方姓之由来。
唐朝灭亡后,吴越王数次遣使敦请,方昊始终不往。他聚徒讲学于上贵寺,并筑上贵精舍,终其身,葬上贵寺前。乡人称之为静乐先生。宋雍熙四年(987),其孙邦远在方昊讲道之所建静乐院,岁度僧人,为方昊奉祀典。宋咸淳八年(1272),度宗皇帝下诏求历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并要求州县进行祭祀。当时的淳安知县应与权,在上贵寺建造佛庐(佛寺),居中辟为静乐先生祠,祭祀方昊。明成化十二年(1476),方昊裔孙文杰重建静乐先生祠。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上贵寺犹存。
历史上,淳安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但境内书院林立,学风醇厚,书声琅琅。这是一个地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原动力和魅力所在,更是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书院属于私学性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学术生态模式。与思想僵化的官学相比,书院的学术氛围更宽松,更适合孕育新的学术思潮,成为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播的中坚力量。书院扩展和延伸的直接受益者多为普通民众,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从而使书院更具活力以及人文精神。
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的方昊,放弃了吴越王钱镠的聘请,放弃了繁华的都城,选择了蛰居常乐一乡,选择了教书育人的事业。按照世俗的眼光,方昊理应属于门阀士族、名门望族,而他从事的偏偏是平民士绅承担的一份责任——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历史责任。
(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人刘禹锡的诗,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燕子都能感觉世事变迁的气息,方昊岂能不知繁华如同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贵精舍的出现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有文化土壤和人文基础。蔗山北麓的上贵寺中,除了晨钟暮鼓和木鱼佛号,还夹杂着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一时在常乐乡引为奇谈。
十里八乡的人纷纷云集而来,一颗颗读书的种子在此萌芽,一个个灵魂的重塑在此完成,上贵精舍成为淳安文化星火发祥地,成为求学者的精神家园。从此,他们下山以后,人生的旅途不再孤独。
三百多年后,石峡派一脉的方逢振(状元方逢辰弟弟)撰有《静乐先生祠堂碑》,内云:
淳安常乐乡上贵寺静乐祠堂者,唐处士静乐先生方公聚徒授业之所也。先生生于唐末,以节义自高。唐亡,耻非所事,持峻行不屈。五代之吴越钱氏招之不往,遁于深山,读书讲道以终老焉。昔宋咸淳,明堂诏书求历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令州县岁时祭祠。时知县事承议郎应应偶(应与权)发钱一千缗,下本寺助造佛庐,就其中为先生祠,从众请也。越数年,国家更代,宇宙且运而往,独前代名人遗迹不许废坠,先生之祠如故。呜呼!先生之道,与天地相为久长,岂特若子若孙世守之,邦人士闻先生之风凛凛如生,亦足以为劝。
推算开来,方逢振为方昊十三世孙,他是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宋亡归隐于石峡书院,讲学终身,学者称山房先生。山房先生和他哥哥方逢辰一样,从官场上退隐到书院,讲学于课堂,承继了先祖的流风遗韵,文化基因的图谱开始显现。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水的清澈,不是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尽管历经十三世传承,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教育事业,在淳安这片土地上深耕细作,浇灌园圃,期待桃李满枝。
方逢振文中提到,知县应与权顺应民意,拨款上贵寺建造佛寺的同时,修建了静乐先生祠堂,岁岁奉祀先生,为的是“前代名人遗迹不许废坠”,与天地相为久长。
明代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的黄隆,曾有诗赞方昊曰:
伊人尚节义,隐迹居禅宫。
门徒侍函丈,如在春风中。
物故已云远,人尚怀高踪。
祀典固弗替,遗泽还隆隆。
黄隆,字自立,润玉子,号南谷,宁波鄞县人。黄隆说方昊有节操和义行,隐居于上贵寺中。那些弟子们听他传道授业,如沐春风。尽管他距离明代五六百年,已经很是邈远,但人们还在怀念他高尚的言行事迹。每年春秋两季祭祀他,方昊留下的深厚德泽,淳安百姓至今还在受益。
据嘉靖《淳安县志》载:“(蔗山)山分八面,水注十派,上有平地二顷,昔有人植蔗于此故名。”蔗山周边大大小小村庄星罗棋布,分布着两百多个自然村,姓氏各异。以往我查阅宗谱,看到的书院皆为私塾,内云“课宗戚子弟”而教之。而方昊实施的则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他不分宗族内外弟子,一律平等视之。方昊从富山隐居到蔗山,这里并非他的祖居之地,方姓子弟只是众多学子中的少数,不占优势,但方氏后裔中仍然人才辈出,宋元明清,代不乏人。
宋中书舍人胡安国,在其《唐隐士静乐先生传》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对方昊赞赏有加。说他就像商代的伊尹和傅说一样,又把他比作周成王时期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安贫乐道,品德高尚:“土人化之,俗尚敦朴,士有操守”,使本地山民接受教化,民风民俗因此变得敦朴,读书人也很有操守。在他的带领和熏陶之下,贪婪之辈都能够学会廉洁,怯弱之徒能够自立。他用自己高尚的品行,感化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或事物,大有功于名教。胡安国甚至说方昊是“当代之伟人,万夫之先觉”。
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言传身教是他们的本分,也是教育的秘诀。“教化之功”是他们苦苦企盼的,但能否到达预想的彼岸?成效与否不由他们预判。这正是他们的痛苦之处。因为人性之善变,人性也最复杂;所以,让他们倍感欣慰的莫过于培养出优秀的弟子,把承继的美好能量传递给全社会。
在方氏后裔中表现突出的有方逢辰、方逢振、方汉、方道睿、方淹、方中、方天雨、方嗣蕃等。
方逢辰,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状元。在官场上几起几落,兜兜转转近二十年,最终选择隐居石峡书院,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方逢辰平生坚持“以笃行为修己之要”,读书有法,劝诫有条。归隐石峡书院之前,他还在吴中和靖书堂、金华婺州书堂、东阳义学、江西鄱江书堂、东湖书院、宗濂书院等地,利用公暇讲学治学,是南宋著名教育家,人称“蛟峰先生”。
方逢振,方逢辰仲弟,字君玉,号山房,宋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历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宋亡,公退隐于家。元世祖诏御史程文海起为淮西北道按察佥事,辞不赴,聚徒讲学于石峡书院,出任石峡书院山长,学者称“山房先生”。
(四)
蔗山文气氤氲、文风浩荡;蔗山的历史根脉,则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蔗山脚下的进贤村高祭台,属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衔接遗址。1957年,新安江考古队在此试掘,面积181平方米。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层,共出土石器162件,铜器2件及大量陶片。上下文化层所包含石器的形式与种类大体相同。遗址中还发现有柄曲刃铜刀与铜口锛各一件;另有青铜器氧化腐蚀的铜粒,表明进贤遗址已进入石器、青铜并用时代。
已故考古学家,省考古所原研究馆员牟永抗先生,是当时新安江考古队的年轻队员。他退休之后,我曾经就水下古城和进贤遗址相关问题,多次向他请教。牟老师说,抢救性发掘了淳安古城内二十多座汉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墓葬内陪葬品较少,比邻县建德汉墓中陪葬品还要少。据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当时淳安的经济状况不佳。这便是我前文中所说,“历史上,淳安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的依据。
2018年,县委宣传部联合《钱江晚报》,推出了关于新安文化的系列文章,我是审稿人之一。每篇文章见报之前,我们都要审看一遍,看是否有“硬伤”。钱报记者都是一些年轻姑娘和小伙子,记得有一天晚饭时间,我接到一个自称是栏目组负责人的电话,她说:明天准备刊发的文章中,有提到“进贤文化”这个用词,不知是否妥当?我明确告诉她,这个提法不合适,应改为“进贤遗址”较妥。电话那头的年轻姑娘,语气有些较真儿,追问我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碗筷,细述其中的缘由。
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概念,如新安文化、淳安文化、睦州文化等,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住遗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为“某某文化”。由于它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是墓葬中,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区分开来。
当年,新安江考古队只是对进贤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未与同类遗址进行比对分析。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考古发掘报告。“进贤文化”由于缺乏考古实证,没有与其他文化类型作比较区分,也没有在考古学上达成某种共识。所以,称之为“进贤遗址”较为合适。栏目负责人听完我的话,当即表示认同,把原来那篇文章推倒重来。
不错。从上贵精舍到石峡书院,时间跨越了三百多年;从方昊到方逢辰、方逢振,历经世系十三代;从簪缨世家到教育世家,可否算是华丽转身?
还是留待读者诸君评说吧。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
最新播报
更多>>淳安发布
视界千岛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