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酸

　　每次翻阅明史，从天子守国门，到京师保卫战，再到海瑞死谏……那满纸的文字，或激扬，或峥嵘，从未因冷峻无声，沉默低吟，而感受郁结。一字一句，充满血性，从书本流入体内，在血管里沸腾。

　　时间定格在正统十四年农历八月十八（1449年9月4日），大明的朝堂，正义与贪婪、懦弱最后的决斗，大明王朝命运在这一天，被几位来自一条江的血性男儿所挽救。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大批随行文武大臣遇难，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本人被俘。宦官权臣王振为了个人私欲，将国家安危推到了风口浪尖。

　　三天之后，八月十八，战败消息传到京城。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各种政见争执不休。畏敌退避派代表人物侍讲徐珵（后改名为徐有贞，并与石享等人发起“夺门之变”），开始鼓吹弃京南迁，以保半壁江山。王振的党羽马顺、毛贵、王长随等，继续在朝堂上扬威耀武，对当下的国难漠不关心。监国郕王朱祁钰束手无策，拿不出主见。

　　混乱的局面中，几位官员始终保持克制，表面冷静严肃，但内心已翻江倒海，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酝酿。宋室南迁的教训，历历在目，不能忘，更不敢忘。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一位瘦弱者，大喊一声，混乱的朝堂，渐渐恢复平静。兵部侍郎于谦，此时站在了局势最前沿，制止了朝堂混乱。他力谏郕王，在国家非常时期，不能自乱阵脚，当务之急，是将有生力量组织起来，展开有效的保卫反击，只有誓死保住京城，国家方有一线生机。

　　“迁都则宗庙社稷谁与守，况圣驾一移，大势去矣！”翰林院儒林郎商辂站到于谦身边，附议，此时决不可动摇人心，严守京城，一旦南迁，南方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将趁火打劫，那时必背腹受敌。

　　正义的声音一旦响起，所有正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迅速结成同盟，形成不可攻破之势。

　　于谦、商辂的主张得到了众臣的附议。作为言官的姚夔，直言不讳，当即表示保卫京城是唯一的选择，无须再议。畏敌主张南迁的徐珵见势不妙，开始盘算起别的鬼点子。马顺、毛贵、王长随等人仗着权势指摘于谦、商辂等人，骂骂咧咧，他们心中盘算的不是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是自己的金钱权力。

　　不知是谁大喝一声：“国家大事，哪容尔等小人非议！”

　　又不知是谁，撸起袖子就是一拳，不偏不倚，打在马顺脸上，瞬间鼻青脸肿——所有主战人员都清楚，一旦离开朝堂，马顺等人的恶劣手段将全都用上，滥杀无辜，刚刚形成的空前团结也将被无耻行径一一瓦解。大家心知肚明，便蜂拥而上，正义的拳脚将马顺等人活活打死。

　　时间过去了五百多年，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总有一股莫名的感动，带有温度的激情，涤荡着满腔的热血，汹涌而来。于谦和商辂两位瘦弱的形象，总在脑海中浮现，重叠，融合。他们在朝堂上那掷地有声的正义之辞，回响于耳畔。

　　一位来自钱塘，一位来自淳安。钱塘江，新安江，他们竟然来自同一条江，浙江。

　　浙江，一个省，也是一条江。上游，新安江，商辂的故乡。下游钱塘江，于谦的家乡。中游富春江，吏科给事中姚夔的故乡。

　　提起浙江，就免不了提及钱塘江大潮。这是钱江塘入海口独有的海潮，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独特的自然奇观，世界闻名。自汉魏以来，钱塘观潮便为文人骚客所赞，留下大量诗篇。

　　大潮来时，潮头连成一线，由远及近，飞驰而来，潮水推拥，鸣声如雷，喷珠溅玉，一潮未退，一潮又至，势如万马奔腾，气势恢宏，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排山倒海，拍击岸堤，蔚为壮观，苏东坡咏赞钱江潮为“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钱江潮，奔腾在每个浙江人的血脉里，历经千百年，早已积淀为浙江人的文化基因。

　　思绪再次回到正统十四年的朝堂，农历八月十八，于谦、商辂、姚夔将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正确的一边。他们血管奔流着同一条江的血性，那血性激活了心中的钱江大潮。“天人合一”，那无须解释的文化力量，与南方正呼啸而来的钱江潮，相交呼应，汹涌地吞没一切怯弱和无知。任何阻挡正义，阻挡历史发展步伐的事物，都将被大潮一扫而尽。

　　八月十八的钱江大潮，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的朝堂，那是一种巧合，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也是一种必然，是浙江人心中正直血性的必然爆发。

　　当代浙江人，仍以“勇立潮头”为浙江精神，钱江潮是浙江文化象征，是浙江无法忽视的文化基因。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力量，无论在明代，还是在当下，每每想起，都会温暖我们，激励我们不断向前。

　　合上书本，一条江，一条穿越时空的江，一条有着血性的江，正朝我奔涌而来。

　　两位学霸和一个流言

　　去苏州相城，被一粒石子硌了牙。没伤着牙，只是牙与石子的摩擦声麻了肉，麻了神经。想起来，很难受。

　　这粒石子虽小，但与淳安、相城两地都有关，且有了些年份，是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的陈年往事。还牵着两位历史名人，一位是淳安的商辂，另一位是吴县（现相城）的王鏊。

　　这两位在当时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商辂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会元、状元，加上宣德十年（1435）中的浙江解元，是明朝唯一“三元及第”之人，是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历程中的第一学霸。这位学霸，不仅学业了得，当官也了得，治国有方，且以公正清廉名扬天下。“土木堡之变”后，与于谦一道，反对南迁，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打赢京师保卫战。商辂为官，不容邪恶，“夺门”之后，就算刀架到脖子上，也要坚持原则。对皇帝宠信的大太监汪直，敢于建言，维护正义，死磕到底。对于皇帝宠爱的万贵妃，也敢拒绝所请，不给她一丁点面子。

　　王鏊，也是一位学霸，苏州解元，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会元，在殿试中探花，也就是第三名，已经相当了得了。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中状元，没能像商辂那样“三元及第”。王鏊除在学业上有成外，美术书法也很精通。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唐伯虎的恩师。

　　介绍完两位学霸后，再请出那粒硌了牙的“小石子”。

　　据相城当地传说，“王鏊当年本该是连中三元的，连中二元之后，当时的主考官就是明朝唯一连中三元的商辂，他心胸狭窄想独享三元殊荣，不希望与他人分享，便从中作祟，在廷试上有意将王鏊下压两名，变为探花。”这个流言至今还在苏州相城民间传得有鼻有眼，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一流言，对商辂伤害很大，之后相城民间还出了《商辂三元记》的剧本，以此来贬低商辂。

　　作为淳安人，被这一“小石子”硌了一下，麻到了神经不算，而是激起了内心的战斗力。

　　查遍相关史料，发现并无相关记载，后来从一则小文中了解到，这一说法出自当地的族谱。那真相就呼之欲出了。在整理明朝“三元及第”之人的相关史料时，发现还有一个叫李骐的，原名李马，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乡试第一，中解元。次年会试中式，廷试第一，中状元。朱棣见其名为马，畜名为状元不祥，便大笔一挥，在“马”字后加了“其”字，从此李马更名为“李骐”。而所谓的李骐“连中三元”的说法来自李骐家族《上李村族谱》。查阅永乐十六年会试殿试录用名录，当年的会元实为董璘，状元为李骐。因此，《上李村族谱》记载的李骐“连中三元”并不可取。同理，王氏的族谱也不排除弄虚作假之嫌。

　　但到此，还不能彻底还商辂的清白。于是便从“当年明月”那里学了一招，分析史料前因后果的法子，从流言本身入手，分析其逻辑关系，不推敲不知道，一推敲，流言就不攻自破了。

　　第一，殿试时有皇帝在场，名次不能由商辂一人说了算。

　　第二，商辂参加过三次科举，主持过五场科举，对科举中的各种规则，相当熟悉。如果有意压制王鏊，作为主考的他，为何不在会试中，就充分使用主考官的权力进行压制，何必等到殿试，皇帝在场再进行压制呢？引用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一个凶手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毒药，何必买那么多毒药来引起他人的怀疑。

　　第三，商辂为官为人，一个“正”字入骨，世人皆知。“夺门”之后他宁死也要坚持原则，不与徐有贞、石亨等人同流合污，英宗不愿杀他，才将他削职为民。怎么看，都不像心胸狭窄之辈。

　　第四，再看所谓的“想独享三元”一说，王鏊中探花那年是成化十一年（1475），明朝已进入中期，之后还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能说“独享三元”这样话的视角，肯定不会是明朝当代的视角。当年商辂根本不知道明朝能延续多少年，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此之后整个大明再没有出现“三元及第”的学霸。他就算压了一个王鏊，说不定还会冒出一个黄鏊、汪鏊，他商辂压得过来吗？就算他有这个心，时间也不会给他机会。因此，商辂想“独享三元”之说，完全可以判定是明代以后的人杜撰出来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报纸上根本不可能刊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新消息”一样。

　　四点一摆，事实也就明朗了。这粒硌牙的“石子”，原本就是虚无的流言，对商辂伤害不小，但也没给王鏊增色多少，细究起来可谓是两败俱伤。这样的结果，想必学霸王鏊本人也不愿见到。一粒原本就没有的石子，突然冒出来，硌了一下大家的牙，那个难受。

　　不管怎么说，两位学霸身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王鏊虽为探花，但也不影响他才能的发挥，最终也成为明朝的顶梁柱，只是明朝中期已病入膏肓，再多的能人也无能为力，最后告老还乡，专攻书画。在艺术造诣上远远超出了前辈商辂。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义永华 吴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