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新办[2005]20号 浙ICP备05073341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杭工商淳广许2004001号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镜像 网络广告 0571-64831301
杭州网・千岛湖网 网络支持:杭州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鲍艺敏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者是金华图书馆工作人员。他说,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是写宋代学者方一夔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长孺的诗,而他自己研究地方文史,对婺州学者胡长孺很感兴趣,想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
我对这位先生的严谨态度表示赞赏,对地方文史的话题也饶有兴趣,电话里顺嘴问他,你对哪些淳安宋代学者有印象?他告诉我比如方逢辰、何梦桂、詹仪之。对了,还有钱时钱融堂。他补充一句,说当今学界对他重视不够,研究太少。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我接过话头说,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始终认为钱时是我们淳安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没有之一。
我所称之为的“家”,有我自己的定义标准,那便是有方法、有步骤、成体系、启心智、利推广、可验证。
(一)
钱时,字子是,号融堂,淳安蜀阜(今威坪镇)人。他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杨简的得意弟子,曾做过秘阁校勘、浙东仓幕、史馆检阅等官,但一生还是以治学见长。《宋史》有钱时的小传,对其生平叙述不可谓不祥,但唯独没有记载钱时的生卒年月。《文学家大词典》在钱时传中则言:“生卒年均不祥,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
钱时的生卒年虽不见于正史,所幸的是,1985年淳安县文管会在威坪镇蔗川村发现了一通钱时的墓记,后经拓片辨识,该墓记为考证钱时的生卒年月,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恰可补正史之缺憾。
碑额篆书:《融堂先生钱公墓记》,碑石高166.5厘米,宽66.4厘米,厚11.5厘米。正文为阴刻楷书,共23行,每行40字。碑文曰:
天地有道,圣贤有学,道以率人物之常,学以尽古今之变。是故,天地必因诸圣贤以明其道,圣贤必本诸天地以行其学。非观诸天地,不足以知道之原;非求诸圣贤,不足以得学之要。然圣贤之生,实与天地之气化相为盛衰而流通焉。人文既开,风气自北而南,始生神圣于幽冀之区所,以倡明道统于千载之上,若尧舜禹汤是也。阅数百年,气运自北而西,而文武周公之治兴焉。又数百年,萃而于东洙泗之上,邹峄之间,圣贤接迹而起,可谓盛矣。又千五百年,南方春陵之下,乃生大贤,得绝学于遗经,而二程夫子之学,亦且出于南服。又百年而晦庵朱文公、象山陆文安公二先生相望而起于江东西之间,有以集群贤之大成焉。象山一传而得慈湖杨先生,再传而得融堂钱先生,为能推明往圣不传之妙,警发人心固有之善。一时信从之盛,则有部使者、郡太守交致书币聘莅讲席。其后庙堂列荐,史阁奏辞,想望风采,怀慕道德,隐然名动于天下。士趋其学,民化其训,方之古人不为过也。夫圣贤之生,殆非偶然,盖亦天地之心,欲以扶植斯道,绵延绝学,而非人之所能为也。先生既殁七十有八年,而托体之藏,芜秽浸没行道,嗟伤有感泣者。至治元年,少府郑公来莅兹邑,行已治民,学有师法,嘱沿府檄过墓下,叹息追慕,亟命泛扫兆域,祭以特牲,伐石凑级,树以双表,然后里俗色然,知吾道之可尊、斯文之不坠也。呜呼!天地之道,圣贤之学,所以终古不可磨灭者,以其人心在也。天地有古今,而此心无古今;圣贤有存亡,而此心无存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以继天地、立人极者,此心也。孔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此心也。周程朱子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亦此心也。是心之大,参赞化育,经纶纲常,维持世教于千万年,谓非圣贤心学之功可乎?石麟埋没,断础凄凉,牛山之悲,雍门之泣,何可选数?而后之贤者,每惓惓于前修之流风余韵,宁非得是心之同者耶?邑之学士大夫咸谓少府表章先贤为盛事,请书于石而嘱暾记之。暾窃惟迩年以来,道学湮废,人心沦靡,廉耻之节交丧,功利之习日滋,无复识先生长者之风。则公之所以发明幽光、警畏薄俗,其正人心、扶世教之意深矣。暾虽末学庸陋,亦尝读先生之书以自淑者,故不敢让而为之记。先生名时,字子是,家邑之蜀阜,墓在故居之侧。少府名千龄,字耆卿,新安人。家世为仕族,记之成,至治二年壬戌十月望也。后学吴暾记。
书写碑文的人叫吴暾,也是蜀阜人,元泰定二年(1325年)进士。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既没七十有八年……至治元年,少府郑公来莅兹邑……亟命泛扫兆域,祭以特牲,伐石凑级,树以双表……邑之学士大夫咸谓少府表彰先贤为盛事,请书于石而属暾记之。……暾虽末学庸陋,亦尝读先生之书以自淑者,故不敢让而记之。”落款时间是“至治二年壬戌(1322年)拾月望也。”
同样内容的碑文,在明万历《严州府志》卷二四中,也能查阅到有相关记载,碑额曰:《融堂先生墓表记》,除极个别字有出入外,其余均高度吻合。
碑文记录了墓记立石的缘由和经过,更重要的是根据“先生既没七十有八年”这句话,可以准确推算出钱时的卒年,即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
掌握了钱时的卒年,我们另辟蹊径,随即查阅《钱氏宗谱》,找到相关记载:钱时晚年归居家乡蜀阜,建有一楼,名“经史阁”,阁成不久病故,寿七十岁。据此可推知钱时出生之年,乃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碑文内容弥补了史书中钱时传记之不足。
(二)
既然推知了钱时的生卒年(1174年—1244年),接下来,就有必要对地方史志中长期存在的某些谬误和讹传加以澄清。
钱时在蜀阜创办“融堂书院”的时间是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年—1240年)。据《融堂先生行实》记载:“右丞相乔行简荐举理宗,嘉熙元年丁酉以布衣召见……帝大悦,特赐进士出身,授秘阁校勘,修国史宏编。后又辞求去,退居蜀阜玉屏街北山之岗,创融堂书院,日与群徒讲道,为世大儒。”乔行简(1156年—1241年)东阳人,是婺州学派创始人吕祖谦的弟子,他欣赏钱时的学识人品,不但向理宗荐举,还亲笔题写了“融堂书院”四字相赠。
我在查阅钱时资料时,有说他自从创办融堂书院之后,名震东南,四方贤士,辐辏而至,连朱文公(朱熹)都“屡挈诸徒,枉车访蜀阜,深合道契”,并留下“朱文公街”(见徐树林《威坪》116页)。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钱时创办“融堂书院”之际,朱熹已去世近四十年了,不可能“屡挈诸徒,枉车访蜀阜”。朱熹去世那一年,钱时二十六岁,之前他们有无交集,是否“深合道契”,现已不得而知,但以钱时“幼年即奇伟不群,年少好学”而论,他理学体系成型过程中,是有充分理由去寻访当世高人契合印证,朱熹无疑是最佳人选;况且乔行简的老师吕祖谦也是朱熹的好友。当然这种可能性需要史料的佐证。徐树林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学者,他文中的引文未标明出处,但我知道如他之严谨一定是有来历的。史书之精芜繁杂,不可不深究细辨之。
有一点徐树林先生所说依据充分,那就是钱时当时确实名望很高,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钱可则(字正己)是宋景定元年(1260年)的严州知府,他有一首题为《招贤里》的诗可为佐证:
学行文章彻九重,
故旌闾里振颓风。
旁人莫作寻常看,
几百年中有此翁。
因为钱时在蜀阜“融堂书院”开讲,一时“四方贤士,辐辏而至”,蜀阜因此又被称“招贤里”。在钱可则这位知府的眼里,像钱时这样的学者,道德文章流传后世,几百年里才会出这一个,可不像寻常人眼里那么普通啊。
还有南宋末年的方一夔,比钱时小七十多岁,他出生钱时已去逝,及长读到钱时著作,深为折服。他曾专程前往蜀阜拜谒融堂先生,有《谒融堂墓》一诗传世:
安车束帛此招贤,
梦冷冬窝又一年,
已是无人守坟墓,
空令过客问山川,
时方大用文公学,
士亦深排陆子禅,
回首蜀天青不尽,
临风一酹一凄然。
方一夔在诗中说钱时名重一时,想当年朝廷用装满财物的车辆,到他家乡招贤里来征召他;如今,他的书斋“冬窝”冷冷清清,墓地也无人守护;忆往昔,士子皆推崇朱熹的“格致”学说,对陆子(陆九渊)的心学禅理很有些排斥,融堂先生发明心性,议论精辟,融通陆朱精义,实属不易。
另外,乔行简对钱时创办的书院也给予高度认可。这种认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钱时的自信。一般书院以地名冠之较为常见,如石峡书院、瀛山书院、龙山书院、五狮书院、易峰书院等。即便大儒朱熹创办的书院,最初也是称“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扩建时后人才用朱熹别号,改称“紫阳书院”。钱时特别有信心,索性一步到位,直接用自己的字号命名书院,这在淳安书院史上极为罕见,大有开宗立派的气势,自信心爆棚。
二是对钱时弘扬“心学”的赞赏。尽管乔行简是婺州学派创始人吕祖谦的弟子,学术派别不同,但做人底线高度一致。他很欣赏也很乐意看到陆九渊的再传弟子,将“心学”衣钵传承下去,布道弘法,利益大众。
钱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有底气称“融堂书院”,必有过人之处。他是淳安本土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没有之一。他生活在一个理学家辈出的年代。他学有传承,是“心学”的嫡传正脉。
(三)
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流派——理学。奠基者是号称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我看来,北宋五子的出现绝不是偶然。每个历史阶段出现何种历史人物,其中一定有内在的某种关联与需求。正如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所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出来提振信心,重兴儒学。北宋五子可谓道义在肩,顺势而为。他们提出了诸如无极、太极、元气、阴阳、五行、象数、性命、善恶等一系列理学命题,试图重新审视和解读客观世界,拯救世道人心。
钱时出生已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已在全国盛行。
钱时幼年即奇伟不群,年少好学,不同于世俗儒生之见,绝意科举,他对于参加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喜欢研究理学道义,如此举止,单从背影看去,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据说钱时豁然悟道后,如醉醒梦觉,心融神化。三年后,他出门求证,拜谒慈湖杨简(陆九渊弟子,人称“甬上四先生”)。杨简与钱时晤面,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杨简打第一眼望见钱时,自觉“目击而道存,一言与之契合”。这场面与禅宗的参悟是不是很相像?师徒之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交谈,机锋互参,一言便契合。杨简不禁大赞“严陵钱子是人品甚高。”遂书“融堂”二字相赠。
依据学派传承关系,杨简的得意弟子,就可视为陆九渊的再传弟子,属于“心学”正脉。我们从钱时简短的行状来看,应该已经在学界扬名立万了。江东提刑袁甫,深知其人品才学,特设象山书院,力邀钱时为主讲席。一时声名大噪,从者如云,儒林推重,争相礼聘延请,自此,莅讲于新安、绍兴等郡学,成为了学界红人。
袁甫何许人也?他是嘉定甲戌科(1214年)状元,绍定三年(1230年)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学宫,创建贵溪象山书院。象山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金华丽泽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齐名,号称南宋四大书院。袁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也是杨简的弟子。试想,如果不是真心服膺钱时,认可钱时的理学体系,他会邀请钱时当这个主讲人?
宋代书院林立,学派丛生,思想活跃是有社会基础的。皇帝对文人历来宽容优厚,文人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妄议国事,不用担心杀头坐牢、不用担心惹祸上身。因为太祖曾立下以文治国,不杀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等于给了文人一道免死金牌。文人因言获罪,最多就是贬官、撤职,说不定等风头过去,又都官复原职。
钱时在象山书院首开讲坛,在当时可以说标新立异,其学说发明心性,议论宏伟精辟,听闻者耳目一新,大获裨益,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由于钱时的出色表现,右丞相乔行简把他推荐给理宗皇帝,称赞钱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
嘉熙元年(1237年),理宗召见布衣钱时,特赐进士出身,授馆阁秘书校勘;又召为史馆检阅,修国史宏编;诏令严州守臣抄录钱时著作,奉上御览。这在当时可是一种殊荣,无形中帮钱时抬高了身价;皇帝不但没有指为异端邪说,还抄录去阅读学习,显然是被他的学术所吸引。接着,钱时出佐浙东仓幕,不久以国史宏编未毕求去,后授江东帅属归里。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徐翠云
最新播报
更多>>淳安发布
视界千岛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