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者是金华图书馆工作人员。他说，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是写宋代学者方一夔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长孺的诗，而他自己研究地方文史，对婺州学者胡长孺很感兴趣，想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

我对这位先生的严谨态度表示赞赏，对地方文史的话题也饶有兴趣，电话里顺嘴问他，你对哪些淳安宋代学者有印象？他告诉我比如方逢辰、何梦桂、詹仪之。对了，还有钱时钱融堂。他补充一句，说当今学界对他重视不够，研究太少。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我接过话头说，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始终认为钱时是我们淳安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没有之一。

我所称之为的“家”，有我自己的定义标准，那便是有方法、有步骤、成体系、启心智、利推广、可验证。

（一）

钱时，字子是，号融堂，淳安蜀阜（今威坪镇）人。他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杨简的得意弟子，曾做过秘阁校勘、浙东仓幕、史馆检阅等官，但一生还是以治学见长。《宋史》有钱时的小传，对其生平叙述不可谓不祥，但唯独没有记载钱时的生卒年月。《文学家大词典》在钱时传中则言：“生卒年均不祥，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

钱时的生卒年虽不见于正史，所幸的是，1985年淳安县文管会在威坪镇蔗川村发现了一通钱时的墓记，后经拓片辨识，该墓记为考证钱时的生卒年月，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恰可补正史之缺憾。

碑额篆书：《融堂先生钱公墓记》，碑石高166.5厘米，宽66.4厘米，厚11.5厘米。正文为阴刻楷书，共23行，每行40字。碑文曰：

天地有道,圣贤有学，道以率人物之常，学以尽古今之变。是故，天地必因诸圣贤以明其道，圣贤必本诸天地以行其学。非观诸天地，不足以知道之原;非求诸圣贤，不足以得学之要。然圣贤之生,实与天地之气化相为盛衰而流通焉。人文既开,风气自北而南,始生神圣于幽冀之区所，以倡明道统于千载之上，若尧舜禹汤是也。阅数百年，气运自北而西,而文武周公之治兴焉。又数百年,萃而于东洙泗之上，邹峄之间,圣贤接迹而起，可谓盛矣。又千五百年，南方春陵之下,乃生大贤,得绝学于遗经，而二程夫子之学，亦且出于南服。又百年而晦庵朱文公、象山陆文安公二先生相望而起于江东西之间,有以集群贤之大成焉。象山一传而得慈湖杨先生，再传而得融堂钱先生，为能推明往圣不传之妙，警发人心固有之善。一时信从之盛，则有部使者、郡太守交致书币聘莅讲席。其后庙堂列荐，史阁奏辞,想望风采,怀慕道德,隐然名动于天下。士趋其学，民化其训，方之古人不为过也。夫圣贤之生,殆非偶然，盖亦天地之心，欲以扶植斯道,绵延绝学,而非人之所能为也。先生既殁七十有八年,而托体之藏,芜秽浸没行道，嗟伤有感泣者。至治元年，少府郑公来莅兹邑,行已治民，学有师法，嘱沿府檄过墓下,叹息追慕,亟命泛扫兆域,祭以特牲，伐石凑级，树以双表，然后里俗色然，知吾道之可尊、斯文之不坠也。呜呼!天地之道，圣贤之学，所以终古不可磨灭者，以其人心在也。天地有古今,而此心无古今;圣贤有存亡，而此心无存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以继天地、立人极者，此心也。孔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此心也。周程朱子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亦此心也。是心之大，参赞化育，经纶纲常,维持世教于千万年，谓非圣贤心学之功可乎？石麟埋没,断础凄凉,牛山之悲,雍门之泣，何可选数？而后之贤者，每惓惓于前修之流风余韵，宁非得是心之同者耶？邑之学士大夫咸谓少府表章先贤为盛事,请书于石而嘱暾记之。暾窃惟迩年以来,道学湮废，人心沦靡，廉耻之节交丧，功利之习日滋，无复识先生长者之风。则公之所以发明幽光、警畏薄俗，其正人心、扶世教之意深矣。暾虽末学庸陋，亦尝读先生之书以自淑者，故不敢让而为之记。先生名时,字子是,家邑之蜀阜,墓在故居之侧。少府名千龄,字耆卿,新安人。家世为仕族，记之成，至治二年壬戌十月望也。后学吴暾记。

书写碑文的人叫吴暾，也是蜀阜人，元泰定二年（1325年）进士。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既没七十有八年……至治元年，少府郑公来莅兹邑……亟命泛扫兆域，祭以特牲，伐石凑级，树以双表……邑之学士大夫咸谓少府表彰先贤为盛事，请书于石而属暾记之。……暾虽末学庸陋，亦尝读先生之书以自淑者，故不敢让而记之。”落款时间是“至治二年壬戌（1322年）拾月望也。”

同样内容的碑文，在明万历《严州府志》卷二四中，也能查阅到有相关记载，碑额曰：《融堂先生墓表记》，除极个别字有出入外，其余均高度吻合。

碑文记录了墓记立石的缘由和经过，更重要的是根据“先生既没七十有八年”这句话，可以准确推算出钱时的卒年，即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

掌握了钱时的卒年，我们另辟蹊径，随即查阅《钱氏宗谱》，找到相关记载：钱时晚年归居家乡蜀阜，建有一楼，名“经史阁”，阁成不久病故，寿七十岁。据此可推知钱时出生之年，乃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碑文内容弥补了史书中钱时传记之不足。

（二）

既然推知了钱时的生卒年（1174年—1244年），接下来，就有必要对地方史志中长期存在的某些谬误和讹传加以澄清。

钱时在蜀阜创办“融堂书院”的时间是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年—1240年）。据《融堂先生行实》记载：“右丞相乔行简荐举理宗，嘉熙元年丁酉以布衣召见……帝大悦，特赐进士出身，授秘阁校勘，修国史宏编。后又辞求去，退居蜀阜玉屏街北山之岗，创融堂书院，日与群徒讲道，为世大儒。”乔行简（1156年—1241年）东阳人，是婺州学派创始人吕祖谦的弟子，他欣赏钱时的学识人品，不但向理宗荐举，还亲笔题写了“融堂书院”四字相赠。

我在查阅钱时资料时，有说他自从创办融堂书院之后，名震东南，四方贤士，辐辏而至，连朱文公（朱熹）都“屡挈诸徒，枉车访蜀阜，深合道契”，并留下“朱文公街”（见徐树林《威坪》116页）。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钱时创办“融堂书院”之际，朱熹已去世近四十年了，不可能“屡挈诸徒，枉车访蜀阜”。朱熹去世那一年，钱时二十六岁，之前他们有无交集,是否“深合道契”，现已不得而知，但以钱时“幼年即奇伟不群，年少好学”而论，他理学体系成型过程中，是有充分理由去寻访当世高人契合印证，朱熹无疑是最佳人选；况且乔行简的老师吕祖谦也是朱熹的好友。当然这种可能性需要史料的佐证。徐树林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学者，他文中的引文未标明出处，但我知道如他之严谨一定是有来历的。史书之精芜繁杂，不可不深究细辨之。

有一点徐树林先生所说依据充分，那就是钱时当时确实名望很高，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钱可则（字正己）是宋景定元年（1260年）的严州知府，他有一首题为《招贤里》的诗可为佐证：

学行文章彻九重，

故旌闾里振颓风。

旁人莫作寻常看，

几百年中有此翁。

因为钱时在蜀阜“融堂书院”开讲，一时“四方贤士，辐辏而至”，蜀阜因此又被称“招贤里”。在钱可则这位知府的眼里，像钱时这样的学者，道德文章流传后世，几百年里才会出这一个，可不像寻常人眼里那么普通啊。

还有南宋末年的方一夔，比钱时小七十多岁，他出生钱时已去逝，及长读到钱时著作，深为折服。他曾专程前往蜀阜拜谒融堂先生，有《谒融堂墓》一诗传世：

安车束帛此招贤，

梦冷冬窝又一年，

已是无人守坟墓，

空令过客问山川，

时方大用文公学，

士亦深排陆子禅，

回首蜀天青不尽，

临风一酹一凄然。

方一夔在诗中说钱时名重一时，想当年朝廷用装满财物的车辆，到他家乡招贤里来征召他；如今，他的书斋“冬窝”冷冷清清，墓地也无人守护；忆往昔，士子皆推崇朱熹的“格致”学说，对陆子（陆九渊）的心学禅理很有些排斥，融堂先生发明心性，议论精辟，融通陆朱精义，实属不易。

另外，乔行简对钱时创办的书院也给予高度认可。这种认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钱时的自信。一般书院以地名冠之较为常见，如石峡书院、瀛山书院、龙山书院、五狮书院、易峰书院等。即便大儒朱熹创办的书院，最初也是称“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扩建时后人才用朱熹别号，改称“紫阳书院”。钱时特别有信心，索性一步到位，直接用自己的字号命名书院，这在淳安书院史上极为罕见，大有开宗立派的气势，自信心爆棚。

二是对钱时弘扬“心学”的赞赏。尽管乔行简是婺州学派创始人吕祖谦的弟子，学术派别不同，但做人底线高度一致。他很欣赏也很乐意看到陆九渊的再传弟子，将“心学”衣钵传承下去，布道弘法，利益大众。

钱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有底气称“融堂书院”，必有过人之处。他是淳安本土真正意义上的理学家，没有之一。他生活在一个理学家辈出的年代。他学有传承，是“心学”的嫡传正脉。

（三）

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流派——理学。奠基者是号称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我看来，北宋五子的出现绝不是偶然。每个历史阶段出现何种历史人物，其中一定有内在的某种关联与需求。正如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所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出来提振信心，重兴儒学。北宋五子可谓道义在肩，顺势而为。他们提出了诸如无极、太极、元气、阴阳、五行、象数、性命、善恶等一系列理学命题，试图重新审视和解读客观世界，拯救世道人心。

钱时出生已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已在全国盛行。

钱时幼年即奇伟不群，年少好学，不同于世俗儒生之见，绝意科举，他对于参加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喜欢研究理学道义，如此举止，单从背影看去，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据说钱时豁然悟道后，如醉醒梦觉，心融神化。三年后，他出门求证，拜谒慈湖杨简（陆九渊弟子，人称“甬上四先生”）。杨简与钱时晤面，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杨简打第一眼望见钱时，自觉“目击而道存，一言与之契合”。这场面与禅宗的参悟是不是很相像？师徒之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交谈，机锋互参，一言便契合。杨简不禁大赞“严陵钱子是人品甚高。”遂书“融堂”二字相赠。

依据学派传承关系，杨简的得意弟子，就可视为陆九渊的再传弟子，属于“心学”正脉。我们从钱时简短的行状来看，应该已经在学界扬名立万了。江东提刑袁甫，深知其人品才学，特设象山书院，力邀钱时为主讲席。一时声名大噪，从者如云，儒林推重，争相礼聘延请，自此，莅讲于新安、绍兴等郡学，成为了学界红人。

袁甫何许人也？他是嘉定甲戌科（1214年）状元，绍定三年（1230年）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学宫，创建贵溪象山书院。象山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金华丽泽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齐名，号称南宋四大书院。袁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也是杨简的弟子。试想，如果不是真心服膺钱时，认可钱时的理学体系，他会邀请钱时当这个主讲人？

宋代书院林立，学派丛生，思想活跃是有社会基础的。皇帝对文人历来宽容优厚，文人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妄议国事，不用担心杀头坐牢、不用担心惹祸上身。因为太祖曾立下以文治国，不杀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等于给了文人一道免死金牌。文人因言获罪，最多就是贬官、撤职，说不定等风头过去，又都官复原职。

钱时在象山书院首开讲坛，在当时可以说标新立异，其学说发明心性，议论宏伟精辟，听闻者耳目一新，大获裨益，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由于钱时的出色表现，右丞相乔行简把他推荐给理宗皇帝，称赞钱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

嘉熙元年（1237年），理宗召见布衣钱时，特赐进士出身，授馆阁秘书校勘；又召为史馆检阅，修国史宏编；诏令严州守臣抄录钱时著作，奉上御览。这在当时可是一种殊荣，无形中帮钱时抬高了身价；皇帝不但没有指为异端邪说，还抄录去阅读学习，显然是被他的学术所吸引。接着，钱时出佐浙东仓幕，不久以国史宏编未毕求去，后授江东帅属归里。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徐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