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四）

　　钱时其学发明心性，辨析义理，参错事物。如他说“本心虚明，纯然无间者”（《融堂四书管见》卷三）；又说：“圣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尝纤毫微动”（《融堂书解》卷十七）。钱时学说直指本心，明心见性，闻者如醍醐灌顶，皆有所得，有如禅宗的顿悟。

　　说实话，我在拜读《融堂四书管见》和《融堂书解》等书时，也为之着迷，有一种撩开面纱，拨弄心弦的感觉。

　　钱时说的这个“本心”，就是“一”。他曾说：“何谓一？曰由乎心，不明乎心而欲逐项正救，难矣。”

　　“本心”乃初心，是没有被外界蒙蔽、污染之心，它与天地万物共生，澄然虚明，洞照一切；一旦有了意念干扰，起心动念之间，遂失去了“本心”。所以他说：“天即吾心也，地即吾心也。”又说， “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圣人身任化育之责，凡一草一木，一鸟一兽即我也，非外物也。”

　　从钱时留存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对“本心”的诠释。如《无题》二首：

　　其一

　　蜗角封疆几废兴，

　　壶中日月尽分明。

　　世间多少不平事，

　　只有心平处处平。

　　其二

　　一分事实一分人，

　　痛惜无人认得真。

　　终日呶呶饶吻燥，

　　不曾回首自家身。

　　该诗选自《蜀阜存稿》。“蜗角封疆”是《庄子·则阳》中的一则典故。蜗牛很小，然而在它的左触角和右触角上，分别建立了两个国家，经常争战不休，伏尸数万。在我们人类看来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也显得很渺小吗？只有了悟事理，看明白壶中日月短长，世间之事又有什么值得去争斗呢？终日唠叨不停，喋喋不休，不怕口干舌燥？不如“回首自家身”，心平则处处皆平。

　　“自家身”即让人反身内求。禅宗有一则公案：“俱胝一指”。唐代有一个俱胝禅师，每次有人问禅，皆闭口不言，只伸出一根大拇指示人。身边的一个小和尚也学模学样，遇到有人问道也伸出大拇指。一日，俱胝禅师把小和尚叫到身边，问他学禅的事，小和尚习惯性地伸出了大拇指。俱胝禅师抽出一把刀，冷不丁削去小和尚的大拇指，小和尚负痛而逃，俱胝禅师呵止小和尚。待小和尚回过头来，俱胝禅师猛然伸出大拇指，小和尚下意识伸拇指时，空空如也。此时此刻，小和尚醍醐灌顶，见到了自己的“本心”，彻底开悟了。

　　在钱时看来，万物皆一体，天人皆合一。这便是心学的高明之处，一事不向外求，专注关照本心。王阳明也有所谓的“心上用功，事上磨练。”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大相径庭。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五》说：“眼前凡所应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朱熹认为事事都有理，事事都要去“格”，以此达到“致知”的目的。

　　在钱时看来这些都是枝枝叶叶的学问，不是“根”上的学问。万事万物如何能够穷究？“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何须外求？“心即理也。”万物之理“非智探力索可强也，一旦感悟，心通内明，乃自得耳。”

　　而欲达到“心通内明”和“自得耳”是有一定的途径的。这个途径便是“敬”与“诚”，换句话说它是钱时理学体系中的“方法论”。他认为内心持敬“则本心无弊，物我一体。”又说：“习俗虽异，本心则同。忠信笃敬，感无不通。见其参前，见其倚衡，则是无时而非忠信笃敬也。举天地万物万变万化，皆我忠信笃敬之妙也。” 

　　什么叫有方法、有步骤？就是他所说的“诚”“敬”二字。内心持敬，能够感通天地，能够与万物融为一体，能够举天地万物万变万化，纤毫毕现，奥秘尽窥，简直妙不可言。

　　诚则是不自欺。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卷十三中说：“诚者，己分当然之事，岂为人而诚哉？有一毫为人之心，即非诚也。故诚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于外也，我固有之也。……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谓。苟诚矣，则纯明融一，一无所弊亏而已，成矣，故曰仁成己固所以成物也。”他认为由诚还可以唤醒本心之“仁”，从而达到无欲无求，“纯明融一”的境界。

　　钱时授课有自己的特色，他强调发明“本心”的修养工夫。所谓“仁”，即人心也。心即仁，本无亏缺。如果“意”有所动，“物”有所迁，“习”有所移，“欲”有所纵，始失其所以为仁；颠倒梦想，皆是己欲所致，是非本心，用力克己，实则践行的工夫。他要求弟子在日常生活中，持敬守诚，体悟本心。

　　他有一首描写蚕妇的诗《蚕妇叹》，表面上看是在感叹蚕妇之艰辛，实则是通过蚕妇日常劳作，从而发现她流露出的真心（本心），借此感叹世人、感叹“三纲”皆非出于“本心”：

　　蚕妇指蚕叶如缕，

　　爱之何啻珠玉比。

　　呼奴勤向帐前看，

　　夜卧摩宁三四起。

　　未必便能丝挂体，

　　睠焉于怀有真喜。

　　人人办得此时心，

　　推而广之岂不美。

　　以此事君定忠臣，

　　以此事父定孝子。

　　以此事夫定贤妇，

　　一念真成转枢耳。

　　嗟哉世人胡不然，

　　三纲茫茫不如蚕一纸。

　　诗的前半部分写尽蚕妇之艰辛，养蚕之不易，如此辛劳也未必能穿上蚕丝衣服，然亲眼目睹它们吐丝结茧，那种喜悦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后半部分话锋一转，感叹世人缺少蚕妇的那一念真心，所谓的那些“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说起来头头是道，洋洋洒洒，如果没有实际的真情维系，只注重外部的形式，到头来只剩下名目繁多、虚头巴脑的一些程式，把一分真诚倒饬成十分的伪饰，竟抵不过一张蚕纸的作用，着实是可笑、可悲、可叹。

　　理学家从来都不是空谈心性义理的酸腐学究，他们要找回自己的本性，探求“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唤醒生命力量，启迪社会良知。钱时正是这样一位理学家。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认为象山后学，“严陵一支，自钱融堂为盛。”并称钱时为“豪杰之士”。黄宗羲素有“海内鸿儒”之称，他的评语不是随随便便下的，“豪杰之士”实指思想上的伟人，行动上的英雄。

　　（五）

　　钱时既是一位理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在《广塾规约序》一文中得窥一斑。

　　古代的教育制度是，每二十五家的闾设立塾，每五百家的党设立庠，每二千五百家的术设立序，在国都设立大学。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拥有君子的德行。

　　钱时在《广塾规约序》中说，是那个时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禀赋吗？是教育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先圣有言：人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很接近；随着生存环境的影响与变化，他们的习性才产生了差异。这与物的习性很相似：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个人本心善良，人人具有良知，不但与天地相同，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也一样。他们亲近小人是因为缺失了教育。

　　钱时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钱氏源流，表明自己是吴越王钱镠之后，至九世臻公之子钱峃和钱觷定居淳安蜀阜后，禀赋好、资质佳，读书已蔚然成风；当然，其中也有个别教育缺失者，每感于同族兄弟之情义，想要帮助他们却又做不到；并表示，与其看着他们长大了再去怜悯他们不能成为君子这类人，不如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不要让自己成为小人。

　　他聘请了一个塾师执教于高斋堪，凡是同宗子弟，家境不好读书有困难的，每天提供饮食专门教导他们学习，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孝、悌、忠、信这些君子的德行。

　　《广塾规约序》落款为“嘉定十二年己卯六月十有八日书”。此时，钱时时年四十六岁。

　　钱时作为教育家，可谓独具慧眼。他肩负起整个钱氏家族的教育事业，不但免费提供师资，还负担学生的一日三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将来成为君子，不做小人。德泽披于后世，蜀阜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即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教学理念也是值得推广的。 

　　明代学者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评论：“融堂钱氏，实得杨简之传，上宗陆子，其言渊以悫，其行硕以颛，真可谓百世士也。”

　　钱时出仕之初，恰逢浙东大饥，饿殍满壑，更有赴江自溺者。民之艰危如此。钱时直笔上疏：“陛下为民父母，推饥溺犹己之念，未闻何以处此；然陛下深居广内，日享八珍，民之利病，无由亲见，言者未敢以实，故犹未切于圣虑也。”

　　作为一个理学家，钱时不是高居于象牙塔内，而是心忧天下，呼吁皇上拯救大宋子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深居高堂大屋，无视百姓的疾苦，他如此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担负起社会责任，真正体现了一个理学家“知行合一”，学用一致的文化实践。

　　他关心民间疾苦。在其《蜀阜存稿》中就有多首哀叹民生之艰的诗篇。

　　在《蜀阜志》中有一篇《亨泉记》，是钱时记述生活感受的散文，同时寄寓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彼时的钱时在蜀阜避世归隐，心境安详妥贴，随适不与世争，讲学著书，身体力行。

　　（六）

　　随着千岛湖的形成，千年古村蜀阜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山色葱茏，烟水渺茫，何处更觅蜀阜景？蜀阜古称锦沙村，虽说它距离威坪镇西北不到五里之遥，然而，融堂书院也只能于前人的著述中翻捡找寻。据明代工部尚书、太子太保徐贯，在其《蜀阜十景记》一文中，提到融堂书院的具体位置：

　　蜀阜距淳安县治西六十里许，予家世居焉。家之前西北有池，泉深数尺，涵泓净洁，四时不竭，忽一夕偶浅，则翌日必雨，曰天泽灵池。西有岭，高不过数丈，夹道多丹枫翠柏、茂林修竹相掩映，佳气如云，葱郁可掬，曰云程秀岭。岭之东稍北有阜，其状如釜，上有竹数百竿，乃宋儒融堂先生讲道之所，其弟子凤山吕首之为作高斋竹赋，至今传咏焉，曰高斋翠竹。阜之南数百步有泉出两山间，沿涧皆石壁菖蒲，一道十余里，莹然清澈可见，曰石涧清泉。阜之西有溪自东北环绕之，溪之旁有山如桃状，秀丽特出，每日色初霁，烟雾散落，爽气逼人，曰桃屏爽气……

　　读这段文字，不由得对融堂书院心生向往之情。书院四周有“天泽灵池”、有“云程秀岭”、有“桃屏爽气”、有“石涧清泉”等景观环绕其间。融堂先生的弟子厚屏人（威坪）吕凤山曾为此写了《高斋竹赋》，他借颂竹来表达对先生高蹈的仰慕之情。

　　融堂先生弟子众多，书院教育成就婓然。《高斋竹赋》作者吕凤山，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仕官承务郎，有《凤山集》行于世；洪杨祖（字季扬，号锦溪），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其侄子钱竹间(字允文)，咸淳九年（1273年）进士，仕忠翊郎，历武冈县令，传其家学，为《首修流光谱》作序；弟子徐唐佐、徐梦高，同为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钱瑞琮(字正叔，号南窗)，宋咸淳中进士；钱庑(字登夫，号足山)等相继荣登进士，功成名就者不胜枚举。

　　《淳安县志》将融堂先生与淳佑七年（1247年）进士黄蜕、淳佑十年（1250年）状元方逢辰、明代“三元宰相”商辂并称为“四大著名教育家”。

　　在钱时众多弟子中，夏希贤（字自然）是个例外。他不求功名，杜门不出三十余年，究心性理之学，虽家无隔宿之储，仍泰然自若，学者称自然先生，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融堂先生的影子。 

　　夏希贤曾有一首《谒融堂墓》，对自己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情谊真切，感人至深：

　　我观圣贤心，万古无终穷。不必亲听融翁之言，不必亲觌融翁之容。光风霁月，古涧苍松，人人具足，物物贯通。于此可以见融翁之真容。融翁相去数十载，在我一片心腔中，深衣瓣香拜翁墓，落叶满地寒山空，昭昭灵灵不死，翁固知我我知翁。安知后此千百载，所见更无与翁同。

　　夏希贤治学穷明性理，洞诣本源，著有《先天易书》《读易十字枢》等书。他深衣瓣香，整衣肃冠，拜谒融堂先生。在他心目中，千百年以后，也不会有人出其右者。

　　钱时卒后，时任淳安知县虞兟，偕同僚赵师詹、刘崇隽首访师儒，于宿草未薙之日，与钱时旧门弟子三百余人迎其遗像祀于乡贤祠，永享奠祀。虞县令还亲自撰写了《融堂先生行实》一文，有像赞曰：“伟哉丰神，潇洒出尘，光风霁月，陶写性真，道山穹窿，蜀阜嶙峋，穷耶通耶，千古今名。”

　　时隔十年的宝祐甲寅（1254年），严州知府李镛读了钱时的著述，怀慕先生之道德，让人手绘了钱时肖像，奉祀于郡学的先贤祠内，与严子陵、方元英九先生并祠。

　　除讲学外，钱时一生著述亦丰，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融堂书解》等十余部著作传世。其文阐释经义，发明心性，在陆象山、张栻、杨简等理学名家学说上，每有己见，屡有心得。这些独特的理学阐述系统性地见诸于《融堂四书管见》《融堂书解》等著作中。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义永华 吴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