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经济体系一般都意味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混合。

从处理信息的角度来看，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是一种集中式的决策机制，市场则是一种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市场决策是由参加市场活动的许许多多个企业和个人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做出的，决策的分散性是市场决策的固有特征”。

到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会认同完全的计划和集中，或是彻底的自由和放任。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需要集中力量，什么时候需要分散决策？（本文的“分散决策”是指市场多元主体自发做出经营决策的行为，不涉及党政内部）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集中与分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经济学对此有很多解答，其中最清晰也是最具有操作性的一条标准，应该是信息的完备程度。

集中或分散

早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发现，国际组织总是给很多后发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目录下的政策，结果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显然，我们不能阴谋论，认为国际组织就是要让其他国家生乱。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自由主义政策在发达国家（先发国家）比较适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常常会失灵呢？

这是因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信息完备程度完全不同。对先发国家来说，迈入现代文明是一个“从0到1”、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没有足迹可循，面临着巨大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决策和信息处理的分散化，让不同的群体、企业甚至国家能够进行多样的探索。

但是对后发国家来说，上述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甚至是不存在了，很多发展目标不需要再“从0到1”进行创造，而是“从1到N”的扩散过程，只需要模仿和学习先发国家，这时候，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往往能够更有效率地实现赶超。

正因此，后发国家往往比先发国家更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早就指出，“政府在后发国家的作用更大”。科学界流传一句名言：原子弹最大的秘密是知道它可以制造出来。这是因为，一旦知道原子弹可以制造出来，那么关于原子弹能否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就不存在了，只需要政府集中科研力量进行集中攻关就好了。

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探索未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时，集中力量攻关就有可能会陷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困境，这时候分散决策、多元尝试和不断试错，就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如果集中力量贸然选择一个方向，风险将很大。

由此，究竟什么时候应该集中或分散，取决于目标的不确定性程度。如果目标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备的，就应该更多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反之则应该更多采取分散决策和多元尝试的方法，给予市场主体和企业家群体自由发挥的空间。

可见，集中和分散都有适用的范围，但都不能包打天下，正因此，它们不应该相互排斥，而应该形成互补。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计划制订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做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订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到它自身就融合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先后不同的时间。在中国，既有需要赶超和模仿的目标，也有需要创造和引领的目标。

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将综合运用集中和分散、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用集中攻关来实现后发领域的追赶，用分散来实现前沿领域的超越，这样就能既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模仿和追赶，又以多元的尝试应对未知和不确定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但中国从来没有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在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注重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样一个共识：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有一个线索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同样注重从国家层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突飞猛进，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这些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长征系列火箭的首飞，到即将迎来的长征五号大型火箭发射；从航天英雄杨利伟一飞冲天，到景海鹏三次进入太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十五个年头，六次载人飞行把11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逗留太空的时间也从一天延长到三十天” 。外媒评价说，中国航天业“突破力”令世界羡慕。

这个突破力，就来自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为这个领域，技术的成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因此中国只需要在此基础上攻关就好。

同时，在高铁和大飞机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尤其是高铁，随着“复兴号”跑出350公里的时速，中国高铁已经实现了几乎完全的自我研发和自我设计。

而以上所举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先发经验可以模仿，目标非常明确，因此集中力量进行赶超的效率就非常高，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最后实现弯道超车。

创新演化

哈耶克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和比喻：“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

这个比喻非常精彩，器皿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器物，它是通过设计出来的，因为人类掌握了制造器皿的全部知识；但花草却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的生长过程难以设计，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为花草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让花草能够自由生长、释放内在于自身的可能性。

这就像市场主体进行创新一样，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市场主体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新产品，也不可能预先制定谁最终胜出。因此，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良好的发展环境，恰如园丁看护花草那样。中国改革走过40年进程，从政府到社会已经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产品，都不是政府官员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预先计划出来的，而必须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发探索和多元尝试。

事实上，随着中国市场体系日益发育成熟，这种超出人预料的创新能力也逐步展示出来。中国的移动电子支付渗透到各个领域，从五星级的高档酒店，到街边卖水果的小摊贩。这甚至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感叹，“我的部长在上海买栗子像个乡巴佬”。中国的共享单车也开始进入欧美市场，数字经济也处在领跑状态，尤其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越来越善于培育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家群体的创新活力。习近平曾说：“激发市场活力，就是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分散给个别的企业和个人，而每个企业家的目标、偏好、预期也各异，因此，这就形成了多元的探索和尝试，就能够开拓更多可能性。

中国在前沿领域的创新能力充分说明，市场机制带来的分散决策、多元尝试和激烈竞争，更能有效应对未知和不确定性，能够指向未知的目标，创造出全新的事物，为社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第三条道路”

英国思想家卡尔·波兰尼从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认识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实际上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管制和市场是同时生长的”。伟大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科斯则这样形容企业：“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它们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市场的大海无法淹没企业的小岛，而企业的小岛更不可能完全占据大海，就这样，市场这个自发的力量与企业这个计划的力量，就形成了一种共存共荣的混合形态。

集中与分散，计划与自由，都有其合理性，一个理想的制度不是在二者中走极端，而应该按照适当的方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把两种力量都运用起来。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要求共同发挥政府和市场、集中和分散、计划和自由这两种力量，并且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间道路或者说“第三条道路”。

尤其是当前，在一些领域，中国仍然处于后发赶超的阶段，仍然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但在另一些领域，中国已经走上世界前列，甚至进入创新的“无人区”，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只能依靠自主创新走出一条新路，这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人们的多元探索。

几个世纪以前，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没有想到，在世界的东方，当中国人进入现代化浪潮中，他们从古老的传统文化里继承了一种包容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不是用排他性的眼光而是用一种包容性的眼光看待这二者，并致力于将政府与市场纳入到一个框架之内。

美国和苏联都曾一度“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但中国改革体现的“包容型智慧”和中间道路，则预示着人类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文章整理自《中国的改革哲学》，中信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