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冲击给农民增收带来影响，目前，各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助农增收。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在丽水、衢州、温州、台州、杭州多地调查发现，农民增收的模式渠道、方式方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的瓶颈亟待解决；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增收，对政策的精度、产业扶贫的力度和帮扶工作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的光伏项目。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于山 摄

增收帮扶，正如激流撑船，一篙不可松劲。

2020年是全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解决相对贫困的推进之年。我省在年初设下目标：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10%以上，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达到年人均8000元以上。

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原本就有不少硬骨头要啃，疫情“黑天鹅”又带来新困难、新情况：各地收入平均数之下，也有极少数人的生活困境；疫情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低收入农户存在因疫致贫、返贫的风险；帮扶产业和项目的“造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困中之困”与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拉大的可能……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各地正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切实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在工作上和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关键少数　　　

怎样精准帮扶

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疫情之后，识别哪些低收入农户受到影响、受到何种影响，至关重要。

刘武勇，缙云县东渡镇梨仓村村民，去年靠养鸭、卖蛋，退出村里低收入农户队伍。随后，他加大投入，养了700只鸭子，憧憬着多赚点钱，再把房子修一修。

突然而至的疫情，打乱所有计划。因农贸市场关门，农产品销售困难，刘武勇家每日积压70至80斤鸭蛋。为了卖蛋，他天天清晨6时出门，前往县城，沿路叫卖到晚上，但销路一直不畅。

近年来，随着来料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我省低收入农户中，已有6.5万余人从事来料加工，3万余人外出就业，工资性、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去年底，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46元。

“但从监测情况看，由于镇村工程暂缓、农产品销售受阻、乡村旅游停滞等影响，不少低收入农户收入呈下降趋势。”缙云县民政局救助科科长李静奕说。

收入往下掉，日常开支却在增加。沿着曲折的山路，记者来到海拔400余米的武义新宅镇三坑口村。全村400多户农户，见不到一位50岁以下的中青年，留守的30余户村民基本是低收入农户。

武义三坑口村低收入户高友泉在家中。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施力维 摄

80岁的高友泉和老伴，靠每年15000元低保补助金生活。“一小缸咸菜吃了一周。”高友泉说，因身患糖尿病，他需要定期配药、检查肾脏功能，但前两月乡村公交停运，他只能找邻居帮忙，租了辆车往返县城医院，“来回一趟200元，真是心疼。”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疫情期间因公共交通暂停、老年食堂关闭等缘故，丽水、衢州、金华等偏远山区低收入农户出行、饮食、就医开支有所增加。“因残因病生活困难的人，自主创收能力弱，多花几百元，将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生活品质。”一位扶贫干部说。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工作平时可以抓实、抓细、谋长远，但眼下低收入农户等不得，也耗不起，必须尽快出台政策、发展生产，帮助“关键少数”渡过难关，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2月下旬，李静奕了解刘武勇的困境后，与县农业农村局扶贫科联动，并发动身边党员干部，仅一天时间，就帮助刘武勇销售500余斤鸭蛋。两个部门还成立联合调查队，对农户需求、零散农产品种类及数量进行排摸，帮助拓宽销售渠道。

一些地区则将目光投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上，让劳动力有出路。据统计，仅衢州市衢江区就安排1300余名低收入农户，担任防疫宣传员、值守员、看护员等岗位，发放相应务工补贴，缓解他们的后顾之忧。

此外，省扶贫办、省民政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低收入农户认定标准线与低保边缘户认定标准线“两线合一”，进一步完善“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对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动态预警监测。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将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接下来，我们将对低收入农户开展逐村逐户逐人逐项排查，全面摸清低收入农户生产生活、受疫情影响等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正在种植香柚。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于山 摄

增收通道　　　

靠啥才能拓宽

低收入农户帮扶，政策兜底有必要，但产业帮扶才是实现稳定增收的长久之策。疫情中，扶贫产业暴露的短板，让基层干部颇为焦虑。

在农村设卡、交通阻断一个多月，蜂群接连遭遇虫蚁侵袭、缺粮饿死等困境后，泰顺县司前镇黄桥村低收入农户郑昌鉴终于等来了科技特派员——保住剩下的蜜蜂，也意味着保住了一年的希望。

泰顺县一位扶贫干部告诉记者，有基本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90%以上家庭有老年人、病人、残疾人需要照顾，既不能外出打工，也担不起风险，“为使帮扶举措尽快见成效，我们鼓励发展‘吹糠见米’的种养产业”。

因为投工较少、收益较高，养蜂产业受到欢迎，这项“甜蜜事业”成为不少县区大力推广的扶贫产业。

郑昌鉴去年收到县里免费发放的6桶蜜蜂后，一心学习养蜂技术，赚了1万多元钱。为此，他和妻子在山间搭起棚子，投入积蓄，养了20余桶蜂。疫情之下，养蜂产业面临蜂粮进不了村、技术到不了户等难题。“损失了6000多元，心头紧。”说话间，郑昌鉴眉头紧皱。在泰顺全县，近1000名蜂农50%以上是低收入农户，人均损失千元以上。

在武义桐琴镇，新山湖村的70多位村民从事来料加工多年，以往每月收入最高能有近千元。疫情期间，与村里合作的公司订单减少，村民收入减了大半。

“来料加工，带动农户多，收益见效快，但本质上仍属于‘输血式’发展。像武义，大多订单来自义乌，疫情期间，产业恢复速度既受到内部交通、物流因素制约，也受到相关企业复工程度、经营状况影响。”当地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随着国内防疫情况好转，来料加工点基本恢复正常运行。

泰顺养蜂专家入村指导低收入农户。泰顺县委办供图

据了解，浙江70%以上低收入农户群体集中在26个加快发展县。一方面，受限于生态功能定位，无法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扶贫项目配套资金不足，降低了企业投资意愿，缺少效益好、收入稳定的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市场竞争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带动增收作用不强……疫情之下，扶贫产业暴露出来的种种短板，亟需补齐。加大创业支持、加强产销对接、用好电商平台，各地都在开动脑筋。

在泰顺，除对低收入农户发展产业项目给予1000至5000元补助外，还着力对养蜂产业链进行完善。由中蜂养殖协会会长严立超牵头，当地组成了一个由科技特派员、20多家蜂企、1000多名蜂农在内的“甜蜜产业链”。蜂企负责跨县跨镇转场，帮助蜂农安装监控，实现远程管理。县里组织专人进行定期教学指导，提升农户“造血”能力。

衢州各地则对扶贫资金进行新一轮统筹规划。从多点开花、分散投资模式，转向精准扶持、有效投资，进一步聚焦优质企业和项目，千方百计增加就近就地就业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春节期间落地的柚香谷项目，2月中旬紧锣密鼓开工。目前已流转2000余亩土地种植香柚，村里20多名低收入农户不仅拿到了全年土地流转费，还能到基地打工，每天有120元左右收入。驻村干部汪小明告诉记者，该项目还计划建设仓储物流中心、加工生产中心，整体投入运行后，预计能解决近百名村民就业问题。

在衢江区，当地根据疫情期间反应速度与成效，梳理出了小神仙、山蛋蛋等一批有潜力的农业经营主体，计划扶持企业扩大规模，更长久地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衢州衢江区低收入农户家还有未卖掉的柑橘。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沈晶晶 摄

收入差距　　　

如何防止拉大

社会经济领域，有著名的马太效应，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方面获得进步，就会产生积累优势，从而有机会取得更大进步。记者发现，在疫情的“放大镜”下，这一效应在村庄内部、区域之间已显露迹象。

前段时间，73岁的缙云县胡源乡低收入农户胡叶儿，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上山采茶。但辛苦摘下的鲜叶，收购价每斤10多元，她一天收入仅50余元。而村里几个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营销，一斤茶叶能卖300元。

“经过多轮增收帮扶，剩下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困中之困，很多人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运用，他们与普通农户之间的‘信息鸿沟’越拉越大。”缙云县农业农村局扶贫科科长郑阿萍告诉记者，此前省农业农村厅在网上搭建了农产品销售平台，她试图帮助低收入农户销售茶叶、蜂蜜、竹笋等，但点开APP一看，需要绿色认证、营业执照等多种准入门槛，“等拿到资质，农产品都过季了。”

除了个体能力差距，村民拥有的生产资料多还是少、就业机会丰不丰富等变量，也直接影响收入水平。

泰顺县司前镇下山搬迁安置点。泰顺县委办供图

多年来，生态搬迁一直是山区县泰顺开展增收帮扶工作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全县已有9万余人实现异地搬迁，不少村民走上致富路。但由于资金、制度等限制，一些低收入农户很难搬下山。

泰顺罗阳镇大岗背村，就剩了10余名低收入农户，因承担不起安置房首付费用，仍居住在半山腰的旧村中。村支书赖克意说，这些村民，平时靠家里种植两三亩猕猴桃的收成和低保补贴生活。不像下山村民，既有山上猕猴桃果园的收入，就近打零工、接来料加工的活也很方便。

“因为疫情，猕猴桃果园耽误了施肥、剪枝时间，今年很可能减产，低收入农户日子会更难过。”赖克意说，两个月来，村里多次给困难家庭送米面、送农资，尽量帮他们渡过难关。

衢州衢江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办负责人徐孔明说，2月中旬以来，随着人流、物流畅通，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衢江平原乡镇农户率先获得务工机会。但峡川、湖南、上方等偏远乡镇，交通相对不便、信息滞后，农户就业机会较少。并且，山区、库区乡镇大多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产业恢复速度较慢。

如何防止差距拉大？泰顺县生态搬迁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留在山上、有意愿发展产业的低收入农户，他们努力做到应补尽补，比如猕猴桃果园建棚，90%资金由政府补贴，亩产值达到一定标准，还有相应奖励。

同时，他们正加紧制定今年的生态搬迁政策，确定新的安置点，进行差异化补助政策，使资金更多向低收入农户倾斜，减少“搬不下来”现象。对部分确实有困难的老年、残疾低收入农户，县里计划推出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确保应搬尽搬。

在缙云县，郑阿萍的一份提议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为低收入农户开辟专门的网络销售通道，实现抱团销售、共同发展。单个低收入农户产品量虽不大，但集中起来能形成一定供应规模，价格也相对实惠。

“我们要用好网上农博等平台，让电商服务、网络直播等下沉到更多低收入农户，寻找增收的新发力点。”郑阿萍说，实现让低收入农户“生活得更好一些”目标，需各地不断适应新形势，多想办法，多办实事。

【浙江新闻+】

浙江扶贫关键节点：

浙江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5500元为标准，认定低收入农户134万户、318万人，同时确定低收入农户比重较高或数量较多的扶贫重点村5000个为扶持对象，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

2015年底，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成为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2016年，“消除4600”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浙江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169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2017年，浙江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775元，全面完成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任务，同时重新明确和认定了新一轮低收入农户对象。

2018年，浙江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阶段，低收入农户帮扶从解决“温饱和生存”问题，转向解决“生活得更好一些”的问题。当年，全省完成产业项目落地804个，实现转移就业1.23万人，完成异地搬迁3万人。

2019年，浙江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46元、增长13.1%，消除家庭人均收入7600元以下农户。

今年，浙江要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10%以上、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下现象，全面打赢低收入农户增收攻坚战。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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