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且强调要办好“网络教育”。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网络教育”的高度重视。回顾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广播电视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第二代远程教育是我国远程教育的战略发展阶段，它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第三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打下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远程教育开始得以发展。作为第一代远程教育的代表——函授高等教育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为先驱，二者先后创建了函授部和函授学院。到1965年时，我国已有123所普通高校开办函授教育，在册函授生达到18.9万人（毛汉领：《远程高等教育实践与创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作为第二代远程教育的代表——广播电视高等教育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是在北京及部分省会城市如上海、广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先后建立起广播电视大学。1960年2月，北京市成立了北京电视大学，由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创办。它比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办还要早9年，是我国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所城市电视大学。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时间里，北京电视大学先后培养了8000多名大专毕业生和5万多名单科结业生（孙华旭主编：《现代远距离教育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国的远程教育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各类专业人才。而这是当时仅仅依靠普通高等教育所难以完成的。1978年2月，邓小平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的《关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成立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全国各地大约40万名学员通过电视，共同见证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盛大的开学典礼。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初步形成，一个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地市级分校、县级工作站和基层教学班组成的五级远程教育结构得以建立。1985年时，这一体系主要包括：1所中央电大，35所省级电大，600多所地市级分校，1100多所县级工作站和30000多个基层教学班。各级电大共有注册全科专科生67.4万名，相当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40％（丁兴富：《远程教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远程教育大学，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也以其规模宏大、结构严密和专业齐全等因素而被誉为世界巨型远程教育系统（黄霖：《远程教育管理概论》，天地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远程教育起源于传播媒介和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创办的城市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使用黑白电视进行教学，电视机的总体数量也偏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积极从政治层面推动创办广播电视大学之外，还很注重从技术层面来推动广播电视大学的“硬件”升级。

　　1978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电化教育才刚刚起步，人民群众“拥有的电视机数量比较少”，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发展”（《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69页）。为了改变远程教育中硬件设施以黑白电视机为主的情况，1979年5月，邓小平在谈论从美国购买先进科技产品发展远程教育时指出，原确定的远程教育的方针不变，购买的电视设备要以彩色电视为主，并且要覆盖全国，从质与量双重角度对远程教育的硬件设备提出了要求。

　　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光有了彩色电视机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传播和接收设备。邓小平指出，“请一个老师在人民大会堂讲课，也只有一万人能听到。要是我们请这位老师在电视上讲课，大家都有接收设备的话，就是一个无限大的课堂了”（王金锋编写：《天外回音——中国成功发射系列通信卫星》，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64页）。随着国家邮电通信微波干线的逐步建成，电视也开始利用这一技术来传送节目。1985年11月，国务院领导批准租用卫星转发器专门用于播放教育节目。1986年7月，中国教育电视台试播并开通卫星频道，开始播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课程和其他教育节目。为了解决卫星电视节目的接受问题，1989年8月，国家教委专门颁布了《地方教育电视台站设置管理规定》，大力推动地方建立教育电视台、卫星收转台和接收站。据1992底的初步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地方教育电视台和收转台达到1000余座，卫星地面接收站5400余座，教学放像点53000多个（《当代中国教育》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一些偏远山区和乡镇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电视收转台和接收站，大大推动了卫星电视远程教育的发展。

　　邓小平多次从不同角度强调，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一定要解放思想，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一时期我国的远程教育也坚持这一原则，非常注重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上的国际接轨。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前来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听取了他关于英国开放大学办学情况的介绍，了解到英国开放大学运用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手段开展远程教育，具有技术先进和受众广泛等特点和优势。邓小平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从英国的成功经验中敏锐地洞察到利用现代传播科技兴办远程教育成为时代发展的一大趋势，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和教育底子薄弱的国家而言，更是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邓小平并没有直接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是在这次会谈之后要求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等部门和单位结合国情就我国能否借鉴英国的经验开办电视教育进行讨论。1978年3月19日，希思进一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办学情况，并表示非常乐意“在这件事上提供任何帮助”。4月8日，邓小平把这一信件批转给有关负责同志，要求他们对希思的来信和英国开放大学进行研究。4月18日，教育部党组递交报告，认为英国开放大学“在教学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可以借鉴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是应当引进的。”基于这些讨论和研究，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立足中国国情，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电大形成了一个系统（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地市级电大和县级电大）、两级办学（各级电大相对独立，中央和省级电大具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权）、三级平台（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地市级电大统一搭建教学管理与学习平台）、四级管理（下级电大要接受上级电大在教学上的管理、指导、监督和评估）、五个统一（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考试和证书）的远程教育模式（章玳：《开放教育课程与教学支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通过多年的发展，以广播电视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我国第二代远程教育逐步跻身世界前列。1982年，英国开放大学麦考密克评价道，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建立，“是全国统一的多媒体远距离教育大学的首创”（马良生编著：《远距离教育档案管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这项事业还被誉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伟大创造”（张从信主编：《现代远距离教育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魏晓燕 康翠萍 系中南民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研究员，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SY1806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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